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当前的碳金融已超越围绕碳市场的概念，而是达到了绿色金融的概念，王遥分析，因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协同效应。

 

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交融，30碳达峰、60碳中和的承诺，在打开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在倒逼瓶颈突围与创新。

 

而在周小川看来，要做好绿色金融、碳市场，迫切需要进一步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各项任务规划和投资引导。

 

资本逐利。周小川认为，巨量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能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就必须有依据，需要碳市场给出信号，涉及大量与碳价格、研发风险投资有关的基础数据和投资计量。如果既无总量信息也无碳价格信息，是很难让人真正下决心投资。

 

近期，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透露，央行已经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

 

亦有资深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当前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理顺价格。全体社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一定需要付出高成本。任何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好的空气质量、好的水，那相应的排放肯定是少的，就得使用光伏发电、水电、核电等，成本必然不低。

 

而当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对价格进行补贴，导致价格倒挂，上述监管人士表示，“一定要依赖市场机制，让价格真正体现它的环境成本。这其中，政府需要在某些关键环节里，把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全面的绿色转型。”

 

此外，授信政策变化背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面临调整，这将给金融体系带来不小挑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名监管、银行业人士直言，全面的绿色转型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仅要支持实体经济完成绿色转型，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绿色转型。当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金融机构自身能力。

 

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向《财经》记者表示，能力的挑战即银行能否按照国家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从制度设计、指标考核、经营方式、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信贷政策为例，如何不断根据国家要求，剔除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持续优化信贷结构，这是商业银行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如何推动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更多的研究人士认为，关键是要有更多的绿色资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产本身不是绿色的，很难去进行绿色融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伴随绿色金融发展，未来哪些机构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学者、业界人士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把资产证券化放开一些，鼓励机构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这就能使银行、评级机构、投资者、证券机构等参与进来，形成联动效应。另一方面，伴随碳市场后续发展起来，若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也可以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再者，若境外投资者的资本管制限制能再少一些，那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相关业务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如何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紧迫任务，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刘锋提出多项措施和建议：“一是应尽早建立相关立法，比如通过立法建立企业碳排放额度，包括如何测定，如何分配，谁来分配，定价机制，市场规则等，需要制定清晰的制度，不可有争议。二是要解决投入及享受收益不匹配的问题，比如政府及市场应建立适当激励机制，撬动民间资本。三是要重塑衡量经济发展指标的标准，可以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运用“绿色GDP”等指标体系。”

 

除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刘锋认为，碳交易中的配额制也存在权力寻租空间，需要加以防范。“因为这一制度前期实行配额制，后期则实行市场化，这中间的政策套利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如此前的煤炭配额一样，配额制容易滋生权力寻租，要怎么确保碳排放配额制能够有效的运作，这是对我们现行制度一些挑战。”刘锋对《财经》记者表示，碳排放配额如何公平分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和谨慎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小川则认为，在配额总量约束下，如果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即价格体系会有所移动，但仍是由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仍可依旧运行。

原载2021年4月12日《财经》杂志，作者为《财经》记者，本刊记者冯奕莹、实习生李子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