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是的。IPCC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如果没有CCUS，绝大多数气候模式都不能实现减排目标，更为关键的是，没有CCUS技术，全球减排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估计增幅高达138%。

根据我们建立的模型预测，我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2030年后煤炭利用必须配备CCUS技术，到2060年CCUS减排贡献将达14.6%。如果不采用CCUS技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整体减排成本将增加120-140%。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CCUS作为一种减碳、固碳技术，已成为多个国家碳中和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英国提出投资2亿英镑用于碳捕集，计划2030年实现每年捕获1000万吨二氧化碳，配有CCS技术的发电机组将达到5GW；日本发布《绿色增长战略》，明确了CCS的发展，到2030年，进一步降低分离和回收二氧化碳技术的成本，并将其扩展到EOR以外的其他应用领域；澳大利亚政府也批复5000万澳元用于发展CCUS技术。

显然，CCUS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会有更多的项目投资，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有更多的、更大规模的示范工程加速落地。

《财经国家周刊》：“碳达峰”“碳中和”已经被列入“十四五”规划中，这会对我国CCUS技术研究及产业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

李阳：首先是时间紧。与美国、欧盟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分别有43年和71年窗口期不同，我国距“碳达峰”目标不足10年，“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时间。

其次是任务重。碳基能源目前仍是我国能源结构的主体，能源结构亟需转型优化；与欧美各国相比，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提升。并且，我国制造业（钢铁、化工、水泥等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单位GDP能耗强度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到3倍，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升级。

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更加艰巨，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因此，应将CCUS作为实现能源安全和碳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技术和措施，加大CCUS项目投资，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碳中和”也对CCUS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孕育出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