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几年前在《中国发展报告2017》中，对中国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做过测算。总体上看，我们对碳达峰前景比较乐观，主要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甚至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实现达峰，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研究碳中和。碳达峰现在关键问题是峰高到多少，有人认为，为了减少碳达峰压力，现在不妨多排一些，这是行不通的。峰值越高，在碳中和归零过程中，要求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模式转变的速度就越快，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这里想补充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广泛采用够得着的技术。社会上可能比较关心突破性、颠覆性的技术，但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成本不高，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如被动式房屋这样的节能建筑，只是没有得到推广，社会层面没有被衔接。虽然不是负碳技术，但是相对传统模式是低碳的，通过技术的渗透可以降低碳排放。一些小技术和小工具要用好，比如能源领域里的能源标识，使用效果特别好。还有暖气用暖的计量，目前中国用暖的方式比较粗放，不管房间有人没人都是一样供暖，不能根据个人喜好调整。通过楼宇内的用能计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能源效率。

第二，重视结构性的机会。前段时间做城市化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人均能源直接消费已经高于城市居民，意味着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空间流动本身就可以带来减排的获益。当然，城市化过程中，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用能需求提高会带来排放压力，效应是叠加的。但是，农村在能源排放和消耗上显然不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田园牧歌场景，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到结构性改进的空间。减排很多是通过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动来实现的，非技术性因素可以为技术解决方案带来空间。

第三，保留关键技术路线的可能性。碳中和并不是绝对的零排放，而是正排放和负排放的结合，最后达到碳中和的效果。因此技术上也将是正碳技术和负碳技术相结合的模式。现在大家对于低碳技术和零碳技术关注得比较多，但是负碳技术关注不够。很有可能美国未来走另外一条路，一方面保留很大一部分相对传统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大力投资碳捕捉碳封存技术并取得很大突破，通过这个实现综合零碳路径，综合成本可能更低。这方面技术路线的选择可能性还是要保留着。

第四，要考虑部门、地区和行业差异。碳中和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碳中和，但并不意味着每个部门、行业和地区都要或者能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关键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业制宜。正是因为部门、地区和行业有差异，碳汇交易市场才能形成并充满动力。

第五，关注机会的同时要考虑挑战和成本。现在很多业界人士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带来百万亿的投资机遇感觉欢欣鼓舞，但是背后的转型代价和成本考虑不够。在我们这样目前煤炭仍占主体的经济体，未来多少煤矿要关闭，多少传统高碳行业要关门，影响多少家庭，也需要测算。我很认同刘世锦主任说的，早转型代价越轻的判断。但转型背后几代人、很多行业多少会受到负面影响，怎么样预先为这个过程做好安排，也是需要提前考虑的。

第六，做好大众的沟通和动员问题。碳中和肯定会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调整，但是仔细想来的话，这种调整更多涉及能源来源和用能方式，而不是根本性的能源资源使用量级上的调整，也不是世界各国人民过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的调整，不是整体性的颠覆。如果说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调整，对大众来说很可能造成恐慌和抵制，是否碳中和意味着我们不能吃肉、不能开车、不能用电器了？做好面向大众的常识沟通，对鼓励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很重要。另外，也会有人担心，如果设计针对每个人的完整的碳账户，会不会整个生活方式都会被监控，丧失个体自由度？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碳的监测尽可能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实现，但是可以在个别领域，出台鼓励个人低碳出行、低碳消费的碳积分和奖励。

第七，林业碳汇可能被低估。恢复森林是目前最自然的、最可及的负碳技术和碳捕捉的技术。中国现在森林覆盖率20%左右，大约92亿吨森林碳汇。如果森林覆盖率增加50%，同时森林的质量提高一些，还可以再增加起码40-60亿吨的碳汇。我们现在碳排放量100亿吨多点，国内外分析普遍预计达峰时是140-150亿吨的水平。这意味着，新增碳排放可以通过森林恢复来对冲，这个潜力是很大的。

第八，大规模储能问题可能悄然解决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利好。我到基金会工作后，参加的第一个课题是吴敬琏老师和陈清泰主任领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课题，具体参加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的课题。当时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特高压、电动汽车、光伏和风力发电等问题上似乎都有解，但大规模储能问题一直没有特别好的路径，制约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现在看，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这个问题可能悄然得到解决，如果未来中国新增汽车中有1000万-2000万辆都是电动汽车，实际上增加了1000-2000万个分布式蓄电池，形成了分布式储能系统，这有助于解决光伏和风力发电的稳定性以及与传统电网衔接的问题。

（作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 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