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既是气候、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方方方面，需要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成本投入等诸多因素，对我国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今，碳减排已经成为各经济体之间博弈的重要战场。”骆建华表示，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实现碳达峰。碳拐点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欧洲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人均GDP为2万美元左右，美日的这一数据为4-5万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1万美元，在人均GDP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骆建华介绍，从城市化率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碳拐点基本出现在城市化率超70%阶段。欧美国家碳达峰时城市化率已达到70%，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是60%，城市化水平不高，意味着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碳减排颇具挑战。从产业结构来看，欧美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第二产业已经下降到27%以下，而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仍高达39%，从产业结构来说，碳达峰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降碳与发展并不相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不会限制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发展方式的出现，会带来新投资、新技术、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将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