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万名科学家共同宣布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2020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所有领导人“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2021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与和平和安全问题举行了高级别辩论，指出气候造成的破坏是危机的放大器和倍增器，气候变化加剧了动荡和冲突的风险。如果不努力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未来气候系统变化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比预计的来得更为剧烈。

根据已有研究，即使按照目前各国已经承诺的碳中和目标均能实现，本世纪末全球温升仍可能比工业化革命前上升2℃左右。温升2℃，意味着全球遭遇至少五年一遇的高温热浪人口将达37%，2100年海平面将上升0.46米，北极多年冻土融化面积将达660万平方公里，热带地区玉米产量将减少7%，至少一半昆虫消亡的比例将达18%，这些触目惊心的后果提醒人们需要加强气候适应努力，增强气候韧性建设。

组成城市系统的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系统”与支撑和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支柱”相对应。生活、生产、生态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城市居住人口密度大，各种产业集群集中，生态环境脆弱。在突如其来的气候风险面前，城市作为最为开放的复杂系统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为剧烈的区域。

城市面临的挑战极少是单独的冲击或单一的压力，多是两者相互关联的组合。气候韧性思维就要求城市从整体上审视自身的能力和风险，建立智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管理体系，强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因此，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体系，有效管理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潜在风险成为首要任务。首先，需要建立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定量监测评估，针对暴雨、干旱、台风、高温、低温等主要极端气候事件，完善极端事件监测识别指标体系，结合主要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变化特征研发风险定量评估模型，开展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人群健康、交通运输、以及社会经济等行业的风险评估，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体系，及时发布主要极端气候事件风险早期预警产品。

另外，要制定城市气候风险地图，加强城市气候风险预警及适应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城市生命线气候防护能力。依据气候风险和气候容量，科学调整城市空间规划，控制气候敏感地区的城市规模，加强城乡协同一体化建设。结合不同城市气候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因地制宜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