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技术、设备已经在支撑多国绿色低碳发展，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加上企业的努力，成本已经在不断下降，而且已经足以占据竞争优势。今年以来，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说明已经具备市场竞争力，经济上也更加可行。但不可否认，可再生能源发展还面临多重阻力。要想使可再生能源快速成为中国能源体系的主要能源，体制上还需有几个突破：一是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二是要建立分布式能源。

中国追求的碳中和，一是把生态系统的贡献提升上来，二是为国家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找到低成本蓝图。如果不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完全依赖化石能源减排，成本必然较高。

2015年，在巴黎缔约方大会上，产生了较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巴黎协定》。我认为该协议有两个关键成果：第一，参加大会的所有国家都接受，到本世纪末，将全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甚至1.5度水平。这意味着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以及政治争论告一段落。第二，主要碳排放大国都提出自主减排承诺。这非常不简单，因为此前，抑或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非常不同。有了自主减排承诺，意味着中国、印度等国的立场有180度转变，全球气候协作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两个成果也有遗憾之处，即排放大国自主减排承诺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与2-1.5度目标相比还有非常大的鸿沟。如果仅满足自主减排承诺，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不可能是2度、1.5度，而可能是3-6度。所以大会提出，2020年主要排放国重新盘点自主承诺，加起来能与1.5度目标接轨。

中国2020年在自主减排承诺方面有巨大改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与此前的承诺相比，文字差别不是特别大，但实质内容差异非常大。

对于碳中和，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终点条件。我们研究资源经济学、动态规划，都知道终点条件的变化影响整个规划期内各阶段的行为。确定碳中和的终点目标，排放轨迹就要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仅有2030年碳达峰这一目标，企业会想2030年之前是不是还是高碳行业的增长窗口期？

而设定碳中和目标后，则意味着利用2030年之前窗口期进一步发展高碳行业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投资界、企业界会注意到，要到本纪中叶碳中和、近零排放，2030年之前一定会更加强调低碳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认为如下三个维度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