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大家好，我来自汇丰银行的企业可持续发展部，我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了十七年了。刚才两位专家是从更宏观的对整个市场、整个行业进行了一些分析。我就分析一下汇丰银行在过去近二十年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作为一个微观的案例分享。

汇丰银行非常早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我们最早在2003年签署了赤道原则用来规范项目融资的相关工作，2005年汇丰银行成为最早的一批实现碳中和的企业。2007年汇丰投资一亿美金公益捐助金额在全球开展了汇丰与气候伙伴行动。一直到现在，我们陆续开展各种各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这些行动主要分几个方面，一方面首先做好自身的环境足迹管理，减少自身对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我们作为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用资金投资活动去支持实体经济，通过制定或者遵守相应行业标准，减少对某些行业的支持，同时加大对另外一些特定行业的支持，就可以引导资金去向更环保、更低碳的领域，帮助这样的行业更好发展。

作为一个大的跨国公司，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所以我们通过公益手段去支持公益组织开展相应工作。我们也非常欣慰地看到，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摸索中，应对气候变化这个理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相应的一些政策环境和公众意识也在逐渐成熟。我特别认可刚才两位嘉宾的分享，在2005年我们实现碳中和的时候，新闻稿发出来，不仅外部的公众不知道什么是碳中和，不知道碳跟我们银行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中和意味着什么。2007年汇丰与气候伙伴同行做公益项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者都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跟二氧化碳有什么关系，对公众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做了很多解释工作，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去解释什么。

也是乘着这样一个东风，汇丰在2020年启动了新一轮的汇丰气候战略，包含三块工作。一块是要在2030年实现零碳，不仅是运营，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包括所有投融资组合，都要在203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除此之外，在未来的十年，拿出7500万到一万亿美金的投资额度来支持低碳转型的相关项目。在资产管理领域，我们也希望把自然资产投资作为资产管理的主流投资方向，我们也成立了合资公司，安排了一亿美金用于清洁能源领域相关的投资，同时我们又资助了一个亿美金在全球开展气候解决方案相关的行动，包括跟我们在国内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拉善SEE，在促进绿色能源，提高能效，探索一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孵化绿色低碳技术等几个领域跟优秀的公益组织合作，进行一系列创新，寻找突破。当然我非常赞同刚才王总说的，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一个需要全行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金融机构光靠自己单打独斗肯定不行，需要很多外部支持。比如我们需要企业提供更多透明信息，帮助我们做出判断，我们开展绿色金融的时候，到底企业是在多大程度上见诸低碳行动，根据这个设计一些绿色金融产品，信息不透明的话是很困难的。我们也需要像类似马军老师的IPE机构，汇丰是第一家使用IPE系统来评估我们绿色信贷的银行。刚才马军老师跟我说现在有二十多家国内银行都在用他们的系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也是很好的趋势。

除了企业要提供更多更透明的信息外，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需要整个所有的金融机构共同行动。因为我们标准非常高，很少有公司和客户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最后只能是从很多投融资服务里面撤出来。这需要所有金融机构统一行动，形成全行业认可的标准，真正能够引导企业采取更加环保低碳的行动。

刘健：谢谢王颖女士！我本人其实一直是在科学界，很想跟企业家联手，所以2017年的时候，我在联合国环境署创立了科学政策企业论坛，阿拉善SEE协会也是论坛的理事会成员之一，是最早加入的。希望能把企业家的行动、决策者的行动，还有科学家的行动建立起一个对话机制，能够互相理解，结合起来。

刚才三位提到了风险投资、绿色投资，实际上作为成人的理解，投资者肯定是利益最大化，哪个部门哪各行业赚钱就投在哪儿。我很钦佩各位的担当，你们所代表的企业的担当和社会责任，主动从企业内部转型向IPCC2005宣布做碳中和。其实我自己刚刚加入IPCC做副秘书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我自己都对这个事情很模糊，可见这件事情 的眼光是长远的。

现在我想提一个抢答题，大家可以都来回答，这是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政策。王颖总也提到，有很多的商业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的限制条件，也是先决条件，有了先决条件才能去做。从政策方面，三位有什么样的期望，希望有哪些宽松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刺激性措施，才能做得更好，做风险投资不至于损失太重，做绿色投资不至于让利益更小。政策方面大家遇到些什么挑战，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

贾辉：刘司长提了很好的一个问题，环保问题离不开政策，有了政策之后才会有市场存在。政策上不重视，空白企业和其他企业是不会有这个动力做节能减排的。气候变化最早是个科学问题，有IPCC全球几千个顶尖科学家在过去三十年做的不同的研究证明，确实在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地球升温。开始有了民间呼声，包括很多NGO，最后被国外政府和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这是个需要做出改变的问题，制定了很多政策。中国政策比国外政策要晚，中国政策一旦开始制定，我们看得出它的节奏和强度是非常大的。

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欧盟、美国、日本，都已经达峰了。他们从达峰到中和大概是留出了60到70年的时间，中国从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压力非常大。作为这个行业的老人来讲，看到今天中国这个政策，我认为力度非常大。习主席在去年9月22日第一次提出3060目标之后，到今天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十几次重申中国气候的雄心，一开始是要求中央制定一个总的策略，分给地方，但是后来要求各个地方要自主提出省、地、市一级的达峰中和的时间表和实施路径。所以这个政策效率非常大，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约谈了很多央企一把手，未来国资委去考核央企时，不仅仅看企业利润指标，还要看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中国的碳市场6月30日一定会开市，我也知道很多的大集团和很多电厂在开市第一天会进行交易。

中国提出3060目标，其实是向联合国递交的有法律约束效力的政策。到了2030年、2060年的那两个年份中国政府要接受全球检验，政策力度确实非常大。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会越来越紧，规则会出得越来越细，发改委、环保部、国资委，包括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各方面政策都在陆续出台中，各种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都是在向双碳目标做倾斜的。

刘健：谢谢贾辉！

王广宇：我补充几句，您刚才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刘司长提到一个词我也觉得在讨论政策问题时不常见，就是“创新”。刚才贾辉对政府还有各个部门在减碳、低碳和碳市场方面的政策解读得非常专业。

我觉得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件事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成熟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有非常强的制度自信和非常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国家，政府和政策发挥的作用非常重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出台各种各样积极推进和动员资源投入的政策，都是非常非常及时的，一旦定下来之后，从最高层到执行部门行动会非常迅速。

我想补充的一点，其实我们更期望政府能做些什么事情，更多地想想在制定政策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创新。深层次的问题是怎样透过一些更高维度、更创新层的政策去弥补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市场上面对低碳和绿色转型有些问题是长期的，不是一个政策可以去改变的。比如怎么保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在同样的环保红线之下，国企和民企面对环保压力很大不一样。在同样时间碳达峰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怎样能够按照既定的节奏去推进。现在为什么那些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还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呢？就是因为化石能源的有些产品定价受到保护，比较便宜。同样在一个行业里面，不同的产品怎样保证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觉得这是政府政策应该考虑的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

还有一个话题，怎样突破和投资前沿技术。大家知道投技术和突破技术是解决低碳最核心的一个办法，也是最关键的办法。真正前沿和前瞻性的技术，很多企业投不起，很多企业投资一万个试验，只有几个试验能成功，失败率非常高，往往会市场失灵。在这些市场失灵领域中需要政府做些事情，政府能不能把百姓纳税的有限预算真正投到啃硬骨头能够突破的关键技术上，把这些技术攻关下来，让中国在这些关键技术上站在世界潮头，带领中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达峰和中和，这也是政府应该去想的。肯定不能用传统的政策，用补贴、报项目的方式肯定做不到。当然还有一些角度，怎样消除市场的壁垒。政府掌握的信息比企业要多，一个企业出现了好的产品和技术，政府可不可以把它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从而消除企业所天然具备的市场壁垒。

这些问题都是比一般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推出更深层次的话题，我觉得中国要想比别的国家更快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一定要在政策和举措上有超常的高效率的措施拿出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谢谢！

刘健：谢谢王总。

王颖：我们非常欣赏中国政府在实现碳中和方面推出的一系列非常强力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实践自己碳中和的路程中，会有很多融资方面的需求，其实给金融行业也带来了很多很多商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可持续金融需求非常大，到现在发展速度不是很尽如人意，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气候金融，或者说绿色低碳方面还是风险比较大的，作为金融行业，风险管理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会非常谨慎地去推进相关服务。在这方面，政府如何能够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进行一些创新，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气候融资方面的风险，鼓励更多资金进入这个领域去弥补目前的资金缺口。

刘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精彩的回答，每一个都是切中要害，技术、市场、标准、壁垒等等的关键词我都记了一下，我希望能够对现在看这段视频的有关领导有些触动，我也会跟有关部门沟通。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谈到市场，市场是消费者的市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你们希望消费者怎样支持你们的行动？

王广宇：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很前沿的问题。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这其实都问我们自己，如果你抛开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身份，或者公益组织成员的身份，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普通老百姓，怎样去思考低碳、碳达峰和碳中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绿色溢价，使用净零排放的技术产品或服务，比今天使用常规能源、技术产品要贵多少？这其实对消费者是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愿不愿意为我的消费付出绿色溢价。我开燃油车付出的总成本是多高？开了新能源车到底成本高了低了？自己的收益从经济行为和消费心理行为上怎么样得到补偿？这都是要想的话题。

另外一些消费行为，可能不一定能清晰测算出来，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综合去看各种消费行为，多坐一次飞机，是不是可以多骑几次自行车把碳补回来，或者多种树补回来。我自己觉得实现双碳目标、低碳目标，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怎么样动员中国十四亿人口行动起来，人人都想低碳在自己身上怎么实现。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费，确实在不降低生活品质，或者不减少消费量的基础上，在消费行为上采取一些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这是问题的根本。消费者想得特别简单，在经济上和消费心理上，我付的绿色溢价到底有多高？

另外，是不是未来可以看到更多企业提供一些针对消费者的低碳、碳足迹等低碳行为的跟踪或者计量工具，比如SEE基金会以前支持的蚂蚁森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工具，五亿多人使用支付宝上的消费行为去森林里种树。我们投了很多科技，有没有机会可以使用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帮助每个人计量每天的减碳行为。区块链有不可篡改的结果，可以交叉验证，也可以形成智能合约，当每个人消费行为达到一定碳量，可不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这样创新的计划，听很多创业者都谈过，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也期望能看到这样的案例出现。

刘健：谢谢王总。王总刚才的回答可能也代表了另外两位嘉宾的想法，我自己也非常同意。最后我们给每位嘉宾一分钟时间稍微的小结一下，你想让观众带走的主要信息。

王颖：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贾辉：世界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未来向全球更多的人去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更加清洁、更加低碳、更加环保、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这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为了生活的环境更好，为了整个社会整个地球变得更加健康，我认为全社会全球一起来携手是非常值得和必要的。

王广宇：这些年在百年未遇大变局的情况下，大家都听过徐老师讲的一句话，在存量经济的时代，每个企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我借这句话，在实现双碳目标、低碳和绿色转型过程中，每个企业值得重新去思考和重新做一遍，从企业的战略、商业模型、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资源投入，包括产品和服务都有非常大的减碳和减排空间，资源汇集也能为社会做很大贡献，这对阿拉善SEE会员企业家来说是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刘健：谢谢王总！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互动环节今天就到这儿。我希望我们企业界行动起来，大家都行动起来，双碳目标一定能实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