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礼：在发电端，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核电。核电输出稳定、清洁、高效，是非常好的基荷电源。2019年，核电以2.42%的装机总量供应了全国4.88%的电力，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核电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是老百姓十分担心邻近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但据我了解，目前全世界一共只发生过三次严重的核电站事故，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这些事故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解决老百姓“恐核心理”及乏燃料再利用等问题，核电将会在我国未来“碳中和”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核电，尤其是在内陆地区发展核电。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西部丰富的风、光资源更稳定地输出电力。为何各地频频出现大面积“弃风弃光”，就是因为风电、光电输出功率不稳定，风电、光电大比例上网会严重影响既有电网的稳定性。事实上，西部的风、光资源将是我们未来实现“碳中和”的最大底气，但前提是要解决稳定输出问题，涉及到发电、储能、转化、输电、消纳等各个环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储能技术上实现突破。

在消费端，尤其在工业领域，像冶金、化工、建材、矿山这些用能大户，电力替代的潜力很大。然而，很多替代技术目前还没有研发出来，这就涉及到一个工艺再造的过程，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尽快地进行系统布局，分析此类技术的发展路线图。因此，技术为王，这是一个大前提。不能在工艺再造还未完成、企业能耗成本还未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就去“一刀切”，马上都去脱碳、去退出，这样的结果只会把企业、行业引向死亡。所以，我一直强调，非碳能源占比的提升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根本上还是要由技术进步所驱动。煤炭作为主力能源，还将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主导较长的一段时期。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煤电何时会全面退出，业界目前对于“十四五”期间是否还要继续新增煤电项目的讨论比较多。我们也观察到，疫情之后，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很多省份都上马了一批新的煤电项目，而电力行业是“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对于这些新增的装机，你如何看？

丁仲礼：我相信以后新增的煤电项目会比较有限。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更多上马的项目宜以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等非碳能源为主。当然，火电以后也会越来越“干净”，对大气的污染会越来越小。

事实上，在“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上，理论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碳达峰的峰值调高，但之后“削峰”的压力就会很大；另一种是尽量把峰值压低，但这会对发展需要的新增能源供给造成很大压力。我认为，从环境角度考虑，最好采取第二种路径，虽然难以预测达峰时的排放总量，但考虑到这些年为治理空气污染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如果现在盲目上马高耗能项目，很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反弹。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前瞻性眼光，“两高”（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能不上就尽量不上。

当然，出于现实发展的能源需求，确实该上马的还是要上马。因为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未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进一步提高，对能源的需求必然会增加，虽然说2030年要碳达峰，但不意味着现在就不能新增任何煤炭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用能需求上，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应该为了追求某些指标好看或者为了达标而去搞“一刀切”。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家对于新增煤炭项目虽然没有明确的“划线”，但据悉准备研究制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未来可能会实施国家对地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预算管理，明确各地区2021~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并且每年动态更新，以此来对地方形成倒逼。对于在排放上可能设定“天花板”这件事，你怎么看？

丁仲礼：其实，政府早就开始做全国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控制工作了，相信大家对“双控目标”这个词不陌生。我认为，要想实现真正的低碳转型，所需的资金将会是天文数字，不可能全部依靠政府强力政策推动或者财政补贴来满足。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如果煤炭发电变得很贵，或者风、光的稳定输出问题解决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传统的高耗能企业自然而然就会退出，非碳能源企业会相应地跟上。但如果技术没有完成迭代，煤炭还有很大的市场竞争力，传统用能企业就仍会在市场中存在较长的时间。在光伏产业的发展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前期以补贴为主，后来停止补贴引起了很大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相对于设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天花板，政府的更优解应该是坚持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两手抓，即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基础上，再加以政策引导，通过四步走的策略，去促进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减碳、无碳化。

首先，政府把财政资金主要投入在发电端非碳能源技术研发体系的建设，和消费端用能工艺再造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特殊支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三方力量统筹起来，列出技术需求清单，完成系统化研发布局，这是实现“碳中和”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要投入适量财政资金，构建产业化示范体系。第三步，在这个示范的过程中，引导相关技术不断迭代，促进成本降低，那时候各项新技术自然就会逐渐显示出竞争力，就能够顺应市场需求，逐步挤压传统化石能源技术的生存空间。第四步，才是政府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进行产业的总体规划，比如计划多少年内把哪些传统化石能源全部替代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碳中和”大转型中，行业整体的协调共进极为重要，如果某一行业不同企业间不能协调共进，势必会使“不作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此，必须要由政府设计好分行业的“碳中和”路线图并出台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督促行业整体推进。

这四个步骤不能调换顺序，更不能大而化之，“一刀切”地要求企业马上就实施非碳能源替代。部分地方政府觉得只需要强力政策推动，不需要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在碳排放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技术迭代作为前提，“碳中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企业也将无所适从。所以，国家首先要把技术体系建起来，不要急急忙忙去下达比较激进的指标，否则指标一下，地方政府若没有完成的能力，要么造假，要么“拉闸限电”，事与愿违。任何政策都有一个酝酿期和适应期，如果立马以雷霆万钧之力往下压，一定会带来问题。

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确定“碳中和”路线图的问题上可考虑先经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不要急于“收口”。等大家经过充分研讨形成共识后，再转化成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要短得多，难度也更大。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如何在减排和发展之间实现更科学、理性的平衡？

丁仲礼：如果我们看1930年到2017年各国的人均碳排放的变化，就会发现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是在1970年代左右达到了高峰，此后开始缓慢下降，也就是说，到欧美国家承诺的2050年“碳中和”，他们有70～80年的时间；而中国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再从1900～2019年的人均累计碳排放来看，中国是157.39吨，比全球平均水平209.62吨还低。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同人均累计碳排放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虽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人均累计排放还远远不及，这也意味着，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碳中和”会更加困难。

我们现在的排放总量比较高，与我国人口总量、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有关。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经济仍处在上升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对能源的需求一定是会继续上升的。以2019年为例，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仍然占57.7%，而非化石能源只占15.3%。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以后的数字社会一定是个高能耗社会，比如5G、大数据中心等，这些都是高耗能的行业。所以，我们未来的减碳任务会非常艰巨。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有一种观点，那就是不接受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此，你如何看？

丁仲礼：早在2010年我就说过，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理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碳排放，以各种借口把减排责任推卸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企图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把贫富差距固定化，这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是一天的事，其对气候的影响也是不断累积的。只要算一算人均累计碳排放，就能发现到底谁排放的更多，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更大，应负的减排义务更多，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至今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排放权的问题上，谈减排责任、谈公平，必须坚持一条，那就是要讲历史、讲人均，根据人均累计排放来评估，不谈这一条，照目前的网络语言讲，就是“耍流氓”。

在全世界共同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对各国的碳排放势必会建立一套核验标准体系。针对我国的碳收支状况，我们必须要尽早建立一套自己的监测、计算、报告和核验的标准体系，以保证话语权在我，而不是由别人说了算。

另外，针对“未来排放权要如何分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如何体现”“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上的抹黑舆论”等问题，以及我国当下的很多减排政策，比如排放“天花板”的设定等，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出发去考量，跳出发达国家设好的“思维陷阱”，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出有利于我国长远发展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