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秋季以来的历次高层表态与各类文件、会议可知，中央决策层对实现碳中和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不只是关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切实行动。但从全球视野看，一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在所难免。

　　如果说技术竞争、经贸转向、标准重设或行业转型等领域，对中国而言，还仅是相对较长期须应对的事情，那么，作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约占全球30%）的中国，在碳中和成为全球舆论共识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恐怕还会面临着新一波的西方舆论攻击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将中国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罪魁祸首”，打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图谋”。

　　一是因“隐含碳”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他国消费，滞留在中国本土、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就是所谓的“隐含碳”。很显然，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领土内的排放责任”或“生产者负责”的碳减排原则，对新兴经济体是不利的。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通过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红杉中国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高达20.14亿吨，约为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国印度的总量，约为OECD所有成员国滞留他国的“隐含碳”的70%。换句话说，中国在碳排放总量里承担了本应他国承担的部分碳排放份额。发达国家贪婪的消费欲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全球扩张，恶化了全球气候环境，却滞后性地将减排责任强加给新兴经济体。可以想象，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内气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

　　二是基于“碳核算”的国际话语权旁落而产生的数据风险。目前，由国际能源署（IEA）、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 CDIAC）、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美国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英国石油等七家机构组成的碳排放核算机构，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核算数据，垄断了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现状、问题及挑战》报告显示，目前根据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交的《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以及中国科学院碳专项报告的核算结果，国际机构碳核算普遍高计了中国碳排放量，最高达7%。如果与中科院的碳专项相比，竟出现被高估20%的现象。可以想象，当碳排放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指标、碳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领域时，一场碳核算的公信力之争就会出现了。

　　三是以“碳斜率”为特征的中国持续发展与中外竞争的碳约束压力。构想一幅数轴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碳排放量。从碳达峰即为最高点，碳中和是零点。很明显，1979年碳达峰的欧盟、2005年碳达峰的美国，都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分别用了71年和45年，从顶点到零点的斜坡是较缓和的。但中国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斜率”。

　　中国需要用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同样的任务。许多年长者还记得1950年代伦敦雾都、洛杉矶化学烟雾污染的经历，中国没有走欧美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坎坷的自我约束发展之路。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写过，中国崛起与历史上所有大国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不同点，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不侵略他国、不挑起战争、不输送难民、不欺负小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签署绝大多数国际公约。现在，还要再通过绿色清洁、低碳发展约束中国发展速度。这是新型的大国崛起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发展前所未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