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和现代经济都是高碳经济，这是自然禀赋、技术发展路径、社会组织方式和市场机制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其特征是追求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但是，高碳经济也有明显的负外部性，经济学将其定义为市场机制失灵，市场机制很难直接应对碳排放问题，需要技术、组织方式、政策体系等多个领域的整体转变，这也使低碳经济转型面临诸多挑战。当前我国低碳经济转型正当其时，进展迅速，但在某些环节仍然有待改善。

第一，行政主导的减碳模式需要向内生性更强的自主减排模式转变。绿色金融离不开实体经济和现实生活，碳减排与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社区居民的生活、消费方式息息相关，但目前大多数企业和民众对碳中和的认识有待加强。与会专家曾去行业协会调研，发现其更关注主管部门指派的任务而非绿色转型。大多数金融机构也更关注财务回报，对环境风险关注较少。因此，在政府推动之外，加强企业和民众层面的动员引导，调动其积极性，至关重要。

第二，各部门政策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由环境部门主导，金融部门参与程度不够高，绿色金融尚未纳入金融机构评价体系。监管部门需要持续优化行为评价标准、改进绩效考核制度，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区之间的协同性也需要加强。

第三，碳中和需要平衡区域发展。当前我国是高碳经济模式主导，各地区优势产业各有千秋，比如华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钢铁类高碳企业，而海南以第三产业为主，高碳企业较少。这给建立地方低排放标准和考评机制造成了挑战——无论按照GDP、人口、土地面积还是产业结构来制定碳排放标准，都不够公平。此外，在政策支持力度上，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差别较大。

第四，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完善，评价标准和规范须明确。目前在绿色金融和ESG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尚存在较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数据匮乏。信息披露方面，由于缺少硬性约束和披露标准，很多企业不披露数据或者披露不全。评价体系方面，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即使每家研究机构都自建数据库也将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结论也缺乏可比性。因此加强底层建设，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尤为重要。

第五，绿色金融产品需要从总量扩张到结构完善转型。当前绿色融资类产品如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发展迅猛，尤其是绿色债券存量已居世界第二，但绿色投资和交易类产品如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指数、碳交易等产品发展相对较慢，在广度、深度、规模上均落后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这就限制了更多市场主体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