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除直接的化石燃料燃烧，我国电力大部分来自燃煤电厂，少部分来自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而工业生产、建筑、交通等也是碳排放的集中来源。我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国际承诺，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潘家华：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5%为富碳化石能源，超过2/3的电力源自高碳的燃煤，工农业生产、交通建筑和居民生活约耗能50亿吨标煤、排放100亿吨二氧化碳。实现“双碳”目标，是国际承诺，必须言出必行。

迈向碳中和，需要分两步走。一是提前达峰，以2005年为基数，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占比达到25%左右，风电光伏装机12亿千瓦以上，森林蓄积量增加60亿立方米；二是全方位发力，加速减碳，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全方位发力，必须聚焦碳排放中占比超过90%的化石能源，而重中之重又是高碳的煤炭和石油。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只占1/4，我国却高达3/5。我国不仅要加速去煤，让零碳电能取代煤炭，去油也要提上日程，让零碳电能替代燃油。天然气虽然相对低碳，但仍然富碳，也可以零碳电力替代之。2005年到2030年这25年间中国要净增60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年均2.4亿立方米，吸收固定大气二氧化碳，形成森林碳汇。由于地域空间所限和生物生长衰亡的生命属性，规模和数量都较为有限。绿色植物不仅是碳汇，也是碳源，但排放的碳源自大气，是气候中性碳。也正是因为这样，光合作用固定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直接燃烧发电，可以木炭取代煤炭，可制成生物乙醇替代燃油，可用生物质气化替代天然气。

张永生：碳达峰、碳中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有不同要求。碳达峰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一个自然结果。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现有经济运行的基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型，是一场自我革命。

第一，碳中和战略方向是“低碳经济+低中和”。应从现在开始就采取碳中和措施，然后重点再转移到碳中和，而且碳达峰应争取做到早达峰、低峰值。第二，抓住碳中和的战略机遇窗口期，避免锁定在高碳路径后减排。同时，应将碳中和同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统筹考虑，避免减排影响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第三，为有效实现全国碳中和目标，应以整个国家范围为实现单位，而非要求每个小的地区单元都实现碳中和。这就需要引入灵活的碳中和实现机制，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第四，加大措施抵消对碳中和的冲击。对受碳中和冲击较大的特定行业、地区和群体，应采取针对性扶持政策。尤其是对受冲击较大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富集地区、重化工业的转型，应出台系统的经济社会转型扶持政策。

巢清尘：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是基于科学论证的国家战略需求，基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考量。碳达峰是具体的近期目标，碳中和是中长期的愿景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尽早实现碳达峰，努力“削峰”，可以为后续碳中和目标留下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如果说碳达峰需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再加把劲，那么实现碳中和目标，则需要社会经济体系的全面深刻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都是围绕减少碳的排放，似乎减排是重中之重。实际上“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必须要减排和适应并重，要提升气候韧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气候系统中一些更为敏感的要素一旦突破某些阈值或临界点，则会发生快速变化，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如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显著减缓或崩溃、冰盖崩塌、北极多年冻土融化以及相关的碳释放、海底甲烷水合物释放、季风和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的天气形势变化以及热带森林枯死等，将会给地球气候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直接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安康。因此，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构建气候韧性社会是实现碳中和必不可少的途径。

徐华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聚焦碳达峰、碳中和两大目标倒逼，特别是2030年前和2060年前这两个“前”字，既体现了很强的国家战略意图和政策导向，也反映了战略决策对不确定性和科学的尊重。必须发挥有条件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三大主体率先达峰带动作用。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碳达峰才有可能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腾出排放空间；只有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才有可能为新经济、新技术发展腾出排放空间；只有央企率先示范，才有可能带动民企更有作为。只有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才能尽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