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长很早就意识到，低碳转型中各个国家的利益是不同的，要纳入国际治理的框架予以分析，特别是要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

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是个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的问题（也是“公地悲剧”问题）。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得多，发展中国家如果因为碳减排而影响到自身发展是不公平的，所以，国际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实际上，各国的利益冲突远不止于此，一些产油国对减排可能就是排斥的。比如，伊拉克、利比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伊朗、哈萨克斯坦等产油国的产业结构与政府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伊拉克的财政收入中90%以上来自石油，尼日利亚的近一半财政收入与几乎所有的外汇来自石油，显然会受到减排的冲击。

所以，在各国之间达成一致行动以解决气候变化的公地悲剧问题，要靠一些机制设计，引入公共资源投入，来平衡各方的利益。而公共资源来自哪里，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财政很紧张，疫情应对使得这些国家的财政形势更为严峻，现阶段只能通过设计更加巧妙的机制安排，才能落实对发展中国家、一些资源国家的资金补偿，也才能推动国际集体行动。

如果从国际治理的角度，国际碳市场连通和碳边境调节税的一些机制安排就能看得比较清晰。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碳达峰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还在往上走，所处阶段不同，碳价应是不同的。直接打通各国碳市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碳价抬升，后果难以承受。所以需要把握好碳减排的进度，把握好创造GDP流量需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点。

周行长就提出，为了让各国碳市场连通的速度、范围可控，以及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补偿机制，可参照类似沪港通、深港通等连通机制，建立连通的小管，类似之前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低碳减排的成果，用于抵减自身的碳排放。基于同样的原理，如果发达国家一定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相关收入也必须全部返还用于支持出口国、资源国等的低碳发展，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属性。

不只是各个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一个国家内部的利益也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拜登的减排政策就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抵制，限制石油钻探的政策推行并不顺利，因为新墨西哥州预算的三分之一都来自这个产业。美国目前在全国层面很难达成减排的共识，很多人担心，在低碳发展上做得很少会使美国在可再生能源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类似于美国，中国国内各个地方在低碳发展问题上也会有利益冲突，也要有公共资源的支持，资金从哪里出也很关键。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分布很不均衡，资源与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呈逆向分布。煤炭集中于内蒙古、山西等省，原油集中于陕西、黑龙江等省，天然气集中于河北、山西等省。西北地区作为传统能源基地，长年以来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受低碳转型影响也比较大。帮助资源省份应对冲击及发展转型也需要公共资源，但当下中央及地方财政均较为紧张，全国碳市场的拍卖收入或者碳税收入是未来可考虑的方向，但在这之前，中央财政要有其他的应对预案。

此外，周行长认为，绿色金融是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并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快速起步发展。

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很早就及时跟踪国际上绿色金融的发展，考虑到中国绿色金融与国外情况有所不同，ESG投资人基础尚不牢靠，提出采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底层探索紧密结合的发展思路。此后逐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2016年多部门联合发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绿色金融的定义、激励机制及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规划和风险监控措施。同时，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陆续设立。

此外，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2016年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议题，并发起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2017年与8家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成立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

在适合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框架下，中国绿色金融实现了快速起步。截至2020年末，绿色信贷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全球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既与周行长很早就意识到绿色金融是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同步提出了发展思路并奠定发展框架，推动国内绿色金融起步，也与之后人民银行一直坚持推动绿色金融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