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祥：碳定价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第一，它是一个政策市场，政府发放配额的宽松对碳价影响较大。

第二，覆盖部门的多少和差异性。覆盖的行业越多，企业异质性也越大，企业减排成本之间的差距可能越大，相互间的碳交易会越多，则有利于在总的减排目标下降低总的履约成本，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如果仅仅是电力部门，碳成本又不能向下游传导，那么碳价太高，煤电厂承担不起；但定价不高的话，又很难促进节能减排。

第三，跟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有关。CCER成本低。虽然国家规定的排放交易规则中允许使用，但发改委2017年已经暂缓了这些项目的认证跟发放。

我个人更倾向实施可操作性强的碳定价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者减少碳排放或者为碳排放买单。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既能解决碳减排问题，同时金融机构可开发碳金融衍生品，最终回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孙明春：从市场供需来看，未来长期碳价变化的方向肯定是上涨，但是第一年的情况无法预测。关于配额给得多还是少，可以用市场来测试，这也是市场的功能，如果配额给得太多了，价格就会下降，这就告诉我们明年配额就要减少。欧盟有一种“rulebased”机制，就是用规则去调整市场，一开始设计好规则，让市场参与者提前知道市场变化后将会如何调整，我们可以学习这种机制。最重要的是明确规则，政府减少干预，让市场形成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