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5月31日，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主办，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协办的“碳中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引擎”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就碳中和对中国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善提高，以及对国际低碳绿色合作的促进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和交流。本期刊发的是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主题发言。

发言精华

我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会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谈一谈碳价的问题，即碳定价在实现绿色转型、碳中和中的作用和含义。

首先，对于绿色转型、碳减排和碳中和，国内外都有很多争议，比如碳排放危害真的那么大吗？我们真的需要付出这么大的经济代价来实现碳中和吗？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被一个理由说服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多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危害有多大，但二氧化碳排放是有长期累积效应的。如果碳排放真有很大危害，等到未来想改变它时，就太迟了。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为子孙后代买一个巨资保险。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接受多大的经济损失作为碳减排的代价？在碳排放问题上，正常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为碳排放具有外部性，这给碳定价带来很大挑战。外部性是指某一项经济活动，收益是自己的，带来的损害却由社会承担。这意味着个体没有动力做碳减排。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整个世界，没有国际协作，要纠正这样的外部性很困难。第二个外部性带来的挑战在于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是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情，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集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

这两点意味着靠个体、某个国家、某族群的道德或集体意识来纠正外部性会很艰难，为此我们要给二氧化碳排放定价，某一项经济活动要排放二氧化碳，就要付出相应的价格。

在传统主流经济学分析里，碳价格是用货币衡量的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几十年后所带来的危害。但它的定价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碳排放未来的危害性是不确定的。二是我们把几十年以后的危害和今天一吨碳减排付出的代价做比较，实际是在做成本-收益分析，将未来减少碳排放的收益折算成当前的价格。这涉及到贴现的利率问题，利率越高，折现价格就越低。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贴现利率是不一样的，这造成对碳价的巨大争议，也导致了国际协同的困难。

以碳的社会成本估算为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Nordhaus估算的碳排放价格是37美元/吨，而另一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著名气候经济学家Stern估算的碳排放价格是266美元/吨。有如此大差别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所用的利率不同。

过去几十年，气候、碳排放问题在政策领域一直难以形成共识，但这一状况在过去两年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各国的碳中和目标已经确定，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目标，即进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在目标明确的成本-有效性分析中，碳价格的概念和成本-收益分析中碳的社会成本是不一样的，这里碳价格更贴近绿色溢价，即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我们要促进碳减排，就应该降低绿色溢价，这样经济主体才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

降低绿色溢价基本上包含三个路径：

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

制定碳的价格、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碳价格本身也会引导技术进步，只是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光靠碳价格引导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

社会治理。碳排放与很多理念、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城市规划设计、基础设施设计都有关系，所以涉及到社会治理问题，包括绿色标准制定、监管等等。

以上就是现在的三个降低绿色溢价的途径，更具体来说：

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好的政策分析工具和操作工具。一方面，绿色溢价的政策含义范围更广，不仅仅是提高化石能源的价格还包括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绿色标准建立等等。

另一方面，绿色溢价更具可操作性，由远及近地讨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极具争议性，但绿色溢价从当前看未来的目标，更有操作性。

再有，若要市场发挥作用，碳价格必须一致，而绿色溢价是可以有行业差异的。

从技术进步来讲，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不同，化石能源是自然禀赋，而清洁能源是制造业。制造业有规模效应，这在中国光伏、风电设备造价上体现非常明显，随着装机容量的增加，单位成本快速下降。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使得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对中国尤其有利。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变为一个能源出口国，出口的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发电设备。

中国绿色能源指数从2015年到现在快速下降，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从不同行业的排放占比看，排放最大的是电力行业，而电力行业绿色溢价现在已经在20%以内了。未来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最大的技术进步可能就来源于电力行业。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把所有经济活动电气化，然后实现利用清洁能源发电。当然，像建材水泥、航空燃油等因为特殊技术原因，不能电气化，那就要靠其他技术，比如碳捕捉、碳封存、氢能等。

碳价执行层面有两个形式：碳税和碳市场。它们效果类似，但机制不一样。一个碳减排量的确定性较大，但价格波动也大；另一个价格稳定，但减排量的可控性比较差。从交易成本来讲，因为税收征收机制比较成熟，碳税交易成本相对低一点，而碳交易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完善成本都比较高。当然，税收也有它的问题，开征新的税种面临社会阻力。总的来讲，我们不能偏废，碳税和碳市场都要发挥作用。

在未来实现碳减排过程中，绿色溢价，包括碳交易市场、碳税，可能又会带来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平衡全局和局部。排放是全局性问题，污染是区域性问题，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可能会导致碳排放向某一个地区集中。中国北方对化石能源依赖很强，由此可能导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气污染更严重。

第二个挑战，效率和公平。山西、内蒙、陕西等北方地区的税收高度依赖采矿、电力行业，未来几十年，这些省会经历很痛苦的绿色转型过程，因为过去的产业怎么转型，怎么样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来源等，都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

第三个挑战，国际协作。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碳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现在发达经济体如果要求发展中经济体碳价格与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碳价格要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一样。在一个国家内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但国家间没有财政转移支付，且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碳减排的手段、方法、路径不同，这给国际协作带来挑战。

文章整理/马越  编辑/韩迪  摄影/何嘉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