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战前所未有

中国碳中和的挑战源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与金融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是世界工厂，第二产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领先美国1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占比也超过40%。

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超过50%，我国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

同时，一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关键设备和工艺等仍需要进口，技术综合集成、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推广能力不足。建立低碳、零碳能源体系，我国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另据统计，202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路径首先是煤，接着是油和气，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这样的能源转型三阶段，2020年，我们石油的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3%，这都是非常高的，中国的能源转型只能一步到位转向新能源，这是很困难的过程。

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近50亿吨，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碳排放量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28%，超过了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

此外，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穿透这些巨量金融资产，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大危机，化石能源资产会大幅度的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例如煤电，未来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其风险敞口很大，中国金融机构未来也许会因此而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风险，这就是中国金融在碳中和时代的重大风险。

据统计，欧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碳达峰，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和预计需要60-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本大约在2007—2008年实现碳达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预计需要40多年的时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计划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毫无疑问，时间紧、任务重。

另外，环境经济学“库兹涅茨曲线”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先生早在十年前就说过，据统计，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GDP约3万-4万美元时实现碳达峰。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刚超过1万美元，按GDP年均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即便如此，距离人均GDP3万-4万美元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此，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两国2020年的发展数据，即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对标。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70%，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能源消耗量约为美国的150%，碳排放量约为美国的200%；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219万亿元，而美国是125万亿元（折合人民币），中国的M2大约是美国的175%。这一组数字对比充分说明，为了如期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金融结构可能都需要优化，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也许都有待提升，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点，中国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繁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二）机遇千载难逢

中国碳中和，虽然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也是千载难逢。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供给、产业消纳与金融支持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银行”体系，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资本市场”的体系，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

里夫金认为，中国机会最大！

这是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这意味着每年还要新增加6000多亿千瓦装机。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与电池板以及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就已经超过神华公司，目前市值五千亿。

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据工信部肖亚庆部长宣布，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550万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团队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在碳达峰时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423、575辆，中国目前仅有173辆，还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空间。中国比亚迪公司去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车市值公司里，中国已经占据3席。

在电池方面，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今年市值已经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根据莱特定律，随着电动车销量增加，电池价格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带动储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车的继续增加。总之，供给、传输与消纳，或者说生产、流通与与消费，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闭环。

另外，在绿色金融方面，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2021年7月开启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年配额近40亿吨，规模超过欧盟，居世界首位。

从7月16日开市至7月30日合计11个交易日，全国碳排放配额即CEA累计成交量595.19万吨，累计成交额2.99亿元，平均价格50元，是试点碳价格的两倍以上，取得了“开门红”的骄人成绩。

当然，接下来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持续流动性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大做强，既有规模、亦有流动性、且价格反映真实边际减排成本，将其发展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中国碳中和促进解决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性机遇，通过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从而实现一个长的技术增长周期。

清华大学与中金公司研究团队在分别测算后，得出相近的结论：中国实现碳中和与完成能源低碳转型需要近140万亿元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最近提出：中国碳达峰每年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十年共计22万亿元；从碳达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万亿元投资，30年需要117万亿元投资；碳达峰碳中和两项合计需要139万亿元投资。这项投资可以促进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促进解决发展与减排的两难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