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和碳交易，是依托于政治体制和能源治理体制改革而生的减排工具。碳对中国带来最大的红利，是通过一个可比性全球统一的数字，打破不同部门间决策的旋转门——这是碳市场未来最大的政策红利所在。

以往，发电企业的经营就是进行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用户也相对唯一；未来，配额将作为发电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的“筹码”，通过碳预算、碳资产管理等手段建立碳治理体系，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双碳”目标。如果企业能够帮地方政府解决排放空间的问题，换来的收益将不仅仅是碳配额变现的收益；发电企业的身份也随着绿色的数字化，数字的资产化，资产的证券化，以及产业链的贯通发生重大转变。

一方面，碳市场与碳交易作为碳资产运营管理的一种工具，需要与企业自身所在区域内未来的能源项目和项目排碳空间相结合，并进行通盘考虑，梳理出企业在区域内的排放源和负碳技术，帮助地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这是企业掌握主动性的重要切入点。另一方面，碳配额是企业未来在碳市场中的压舱石，既可以通过金融方式获利，也可以通过碳排放的空间换来新的项目。其中，通过搭建平台对地区碳排放与配额进行整合，将成为企业占据主动，实现从“卖碳翁”到“管碳公”转型的关键。

此外，碳作为由政府认定的第三方信用，在开展节能服务等综合能源服务时，碳减排量将成为合同要素中重要的认定标的物之一，对履约双方进行约束；实现以“碳”为媒介，消除综合能源服务中信用不对等的问题。同时，碳与综合能源服务是天然的盟友，发电企业可以通过多能互补的技术优势和融资成本低的资金优势，提供与碳减排相关的整套解决方案，实现综合能源服务更大维度上的业务延伸。

目前，我国的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配额分发的总量设置。当前我国的碳市场总量，是自下而上根据纳入碳交易试点企业的排放量加总进行设置。已运行多年的欧洲的碳市场，则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碳排放总量和下降的比率，进行“有总量”的交易，因此，它是有对手盘的，碳价也是根据供需波动的。未来我国的碳市场一旦进行了总量设置之后，会跟各省的排放空间挂钩，碳配额的稀缺性也会随之显现。因此，现在没有交易对手方，并不代表未来没有对手方，企业未必急于进行碳配额的变现。

同时，对于企业来说，碳交易本身要与企业不同的文化、主营业务和管理机制进行匹配。随着未来碳市场总量的确定，按照我国的治理体系，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客户空间很大程度是与各省的减排考核目标相“绑定”。现在，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企业都在积极布局涉碳业务。对于企业，特别是发电企业来说，要围绕着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客户，以及客户的潜在需求，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地方的减排过程中去，并把握好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节点，进行人才架构的重建。

事实上，无论是碳减排还是碳交易，都是政策目标带来的需求，其一定是遵循先TO G，再TO B或TO C的过程。因此，制度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在制度层面，首先需要进行碳预算制的创新。目前即将实施的碳排放评价体系还不足以覆盖碳排放的周期管理，急需通过建立从前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全生命周期碳预算体系，让企业清楚排放值、替代值和后续预期。其次，制定统一的排放单位——“标碳”。通过模型和方法学制定的统一排放单位，可以有效将绿色电力进行区分，凸显绿电的隐性价值，适应未来地方“绿色招商”的需求。

在履约层面，可通过“飞地”联合履约模式创新，在不同地区间实现碳排放总量的统筹管理。一方面，企业在其中可通过碳资产管理等手段获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国家降低不同地区间的碳减排成本。最后，在交易手段和形式创新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思维，通过在地方打造“碳工场”和“碳超市”，为用户提供与碳相关的多种服务和一揽子服务清单，逐步实现碳圈的平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