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场豪雨引起公众对极端天气和碳排放的极大关注，国家发改委学深圳47条则引发了对大湾区主引擎的无限遐想，但我看到的另一面是与科技创新相伴生的高碳排及减排压力，两件事都指向一个字——碳！

按碳达峰时间，我国城市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十四五”期间即需达峰的示范型城市，如北上广深杭；一是“十五五”后期方能达峰的转型城市，如邯郸、大庆。其余城市介于这两类之间，如呼和浩特、鹤岗等人口流失型城市可能在“十四五”后期达峰；贵阳、昆明、长沙等低碳潜力型城市和鄂尔多斯、银川等资源依赖型城市须在“十五五”期间达峰。

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双碳”引发的“双降”风险，哪“双降”呢？一个就是转型城市的增速下降问题，这是个老问题，这类城市以钢铁、能源、石化等重工业为主，传统发展动力在“环保风暴”中弱化，新发展动力仍然不足，如邯郸、安阳等市地处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能耗双控，钢铁、石化等产业即使在市场向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上大压小”和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上做文章，离绿色持续发展距离尚远，这也是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经过程。

另一个就是像深圳这类国内高科技领先城市的内生动力问题，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要科学设置双碳目标，防止由于片面强调双碳引发动力和速度下降。由于要继续领先，类似深圳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必须上一批大科学装置、必须建若干大数据中心、必须投建芯片企业，这类项目未必是低能耗低碳排的，甚至是高能耗高碳排的，如何让这类项目既不影响碳减排又能壮大新动能需要通盘考虑。如深圳光明科学城大数据中心就受困于6万吨标煤/年能耗指标而勉力推进，投资153亿元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月产4万片28纳米芯片项目也因能耗问题而头疼。

深圳核电、气电装机容量占全市总装机容量的77%，但仍受能耗指标制约。历史地看，由于一直在碳减排路上，深圳碳排放强度（0.2吨/万元生产总值）已不到全国的1/5，2015年以来已累计下降17.49%，进一步减排难度加大，而47条中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实施“5G+工业互联网”等举措是需要大科学装置、高能耗设施支撑的，特别是基础研究更需要付出探索性成本，如2008年启用的建于瑞士和法国边境的欧洲强子对撞机，其运行时耗电功率为20万KWa（一小时耗电20万度），这还不包括材料能耗，而智慧城市标榜的泛在感知、实时决策支持系统等需要布置无数个传感器，需要大量能源驱动，大数据中心更是一刻也离不开能源。本次暴雨导致的郑州断电、断网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能源的重要性。

从全国范围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揭示了人口向三大都市圈（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都市圈）和四大城市群（中原、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城市群）的聚集趋势，在总人口增长趋缓的情况下，未来这七个区域仍将吸纳更多人口，有望承载10亿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靠能源驱动的，2017年我国人均能耗折合4475度电，相当于挪威的19%、美国的37%、日本的60%，有必要按照人口集聚度配置区域能耗和碳排放指标。

为此，需进行“能源需求侧管控”向“能源供给侧低碳无碳化”思维转换，把非化石能源化和化石能源低碳化无碳化作为主战场，在能源供给端收紧，在生产、消费等需求端放开，把“节能减排”要求变成“换能减排”主张，持续扩大核能、水电、LNG、可燃冰的开采使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碳封存碳捕捉。

做法上要强调四点：一是设计碳票。碳排放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要根据现有技术条件设定一定时期的人均基础碳排放权，为人口迁入地增加碳排放额度。

二是进行源汇一体的区域碳指标核算。沿海地区具有发展核电、海上风电的天然优势，同时又是能源消纳地，要增加本地绿色能源供给和导入西部地区光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对低碳无碳能源使用比重高的地区可根据产业需求适度放宽能耗额度。

三是对卡脖子项目碳指标进行独立核算。针对美国的卡脖子技术清单，在制定我国科研攻关清单的同时，也要制定卡脖子技术项目化可能产生的碳排放清单，根据预计总量预留碳配额。

四是在大科学装置和科学探索项目的能耗、碳排放指标核算方面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留有余地。我国现有或在建的大科学装置绝大部分都是欧美有模板的，对科技自立自强必建装置要有一个碳排放总量的盘子，在体制机制上予以保证。对于欧美尚无的我国新创设大科学装置，更要在可研阶段就结合清洁能源供给、人才技术匹配和国家安全保障确定建设的时点和地点。

——整理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博士在第十七届沪津深三城论坛暨第一届滨城双碳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