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首先，与碳税类似，抓住能源供给端“减碳”是方向性错误，在消费端减少碳排放更加合理。国内的煤炭企业也好，油气企业也好，首要任务应是保证供给，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期，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超过46亿吨标准煤，能源低碳转型必须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其次，从能源安全角度出发，需求侧的低碳转型也应分轻重缓急。受资源禀赋限制，煤炭虽然是一次能源中的高碳品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我国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还在建设中，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比较多，短期内我国还无法承受同时“削煤去油”的后果，考虑到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交通电气化可以排在前列。

就经济性而言，供给得不到保证，价格必受影响，仅靠行政手段限制终端能源价格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适当放开能源资源开发和投资的限制，经济性才能得以保证。

对可再生能源而言，目前水电有比较优势，开发比例也是最高的。虽然光伏和风电的平价项目也逐渐成为主流，但其对电网平衡调节要求较高，还需要配备一定的储能，电网系统需要全面改造和升级来适应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这些支出将推高终端用能成本。未来，随着电网数字化升级、智慧化水平提高，供求两端及时响应能力的提升，电力交易成本下降，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在终端用能的安全性和成本等方面将取得重大突破，超越传统的高碳能源，那时，大规模的替代才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