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既体现在国际政治博弈、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层面，也存在于市场机制建设本身。这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数据体系建设。

碳市场是一个由人为规定而形成的抽象市场，碳资产是建立在碳排放数据基础上的虚拟资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是碳市场有效运行、良性发展的基础，没有高质量的数据体系，配额分配、交易、履约就缺失了根基。全球各国碳市场都将数据体系的真实性、科学性、可验证性作为市场建设的基石，建立碳市场数据体系是一项挑战巨大的工程，数据的监测、报告与核查（Monitoring Report and Verification，MRV）也成为碳交易体系对数据控制的关键环节。

作为首批被纳入碳市场的行业，电力行业自2005年开始便参与到中国的CDM（清洁发展机制）市场，在2005~2012年的7年里，电力企业在CDM项目开发方面取得了深厚的实践经验；在2013~2021年，电力行业又作为先行军参与了碳市场区域试点中。中国碳市场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电力行业都深度参与其中，在十多年的探索中已具备坚实的数据基础，这是全国碳市场当前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此前，生态环境部已委托有关行业协会研究提出符合全国碳市场要求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议，并表示将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行业生产流程更加复杂，过程排放更多样，MRV体系的完善任重道远。

“数据体系的建设，关键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多下功夫，如果存在制度漏洞，就会给数据体系带来系统性误差，对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一套成熟的MRV体系，需要从政策法规、管理机制、标准体系等方面实施顶层设计，强化MRV的执行、评估与监管。”唐人虎表示，“同时，加强企业与核查机构的能力建设，在全国遴选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定期进行飞行检查，形成多层级的MRV管理体系。”

如果将视角拉向更宏观的层面，可以看出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初始决策环境是决定碳市场发展水平的根本因素。我国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市场根基、国际碳减排责任和电气化发展程度等方面的条件，与西方国家初建碳市场时有很大差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2019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并且尚未实现碳达峰；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时候，人均GDP大多在2.5万~4万美元之间，在碳达峰约15年之后，欧盟才开始建设碳交易市场。在尚未实现碳达峰，人均GDP刚刚过万的发展阶段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中寻求突围。

“宏观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个目标无法同时实现。碳中和本质上是调结构，这包括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金融结构。”梅德文说。“如果具体到碳市场的建设，还将与金融不可能三角和能源不可能三角对抗，这注定了中国碳市场发展道路是艰辛而漫长的。”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国际问题，碳市场的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工具，因此碳排放权天然具备国际流动的属性。梅德文表示，中国的碳排放价格，长期来看将与国际市场趋同，20~30年之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加速一体化。助力“双碳”目标的推进，需要碳市场具备有效性、流动性、稳定性，以及广度、深度与弹性特征，成为一个市场化、金融化、国际化的交易市场。梅德文认为，碳市场需要在立法、量化、定价三方面做到“三个严”：政策体系严格立法，数据核查严谨量化，市场体系严肃定价，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惟其如此，才能打牢碳市场基础，才能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合理的投资引导，最终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推动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碳市场是一项处于转型发展诸多目标与诉求交汇点上的政策，其制度建设需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因素。“碳中和目标要求做到‘两个脱钩’：能源电力发展与碳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两个脱钩’的难度是巨大的。因此，碳市场建设要平衡考虑发展与减排的关系，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客观看待碳市场，无需高估它的短期影响，但也不可低估其长期影响。”梅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