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平衡短期和长期。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欧洲是71年，美国是45年。在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转型目标，难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影响，平衡短期和长期是重要的宏观政策问题。短期过于刚性的排放目标约束固然有助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具体而言，碳价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类似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将带来物价上升，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

　　中长期看，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并非需要将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应更多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当下，尤其应该谨慎对待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通过加大低碳、零碳产能投资推动高碳产能置换，严格控制新增高碳产能投资等。统筹兼顾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将碳达峰的峰值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避免过于刚性的供给约束，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

　　二是平衡全局和局部。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排放二氧化碳与污染物，因此从总量来看碳减排通常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二氧化碳的外部性是全局的，影响整个地球的气温变化，进而影响全人类的福利；污染物的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一个区域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影响该区域本身（尽管存在跨界污染，但其外部性也会随距离的增加大大减弱）。

　　因此，当某一区域通过排放权交易大量增加碳排放量时，跟随碳排放转移的污染物很可能会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较大冲击。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对化石能源依赖很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导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气污染问题有可能加剧。

　　三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碳中和意味着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一些高碳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替代，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火电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产出会下降，清洁/可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产出则会上升。因此，碳中和本质上是一种卡尔多改进，可能会造成新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的经济活动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较高，未来几十年这些高碳省份可能会经历痛苦的绿色转型，高碳行业的工人存在失业风险。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对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大。需要公共政策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补贴或补助，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就业，在生产端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就业机会。

　　四是国际分歧与协作。要纠正气候问题的全球外部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应对。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利率高的发展中国家碳价应低一些，利率低的发达国家碳价应该高些，因此发达经济体若要求发展中经济体碳价格与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想通过碳价有效抑制碳排放，又要求统一碳价。在一国内部，这个矛盾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但国家间没有财政转移支付，且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碳减排的手段、方法、路径不同，国际协作面临挑战。

　　就下一步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改革而言，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建议成立“气候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通过对外征收碳关税来“引导”各国一道推进碳中和。对于碳关税，之前主流看法是认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相悖，很难推进。然而，在全球推动碳中和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以全球应统一碳价为由，试图推出碳关税等碳边境调节机制，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可能会诱发大国间新的贸易冲突，不利于疫后的全球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