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绿色溢价”，是由比尔·盖茨在《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并非争议碳危害的大小，而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相对于碳价估算，“绿色溢价”框架有如下三个优势。

　　一是在政策含义方面，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整个经济的转型过程。所谓碳交易市场形成碳价格，是绿色溢价角度实现碳中和措施的一部分。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可能较大。理想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这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能够带来发展新机遇。

　　二是绿色溢价由近及远，更具有实操性。碳价估算由远及近，把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在长远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确定的情形下，关键问题已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绿色溢价由近及远，衡量现状，以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能够带来更多具有实操性的政策启示。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还可以帮助判断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三是绿色溢价可以兼顾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全国整体绿色溢价已从2015年的92%下降至2021年的35%，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支撑。相比于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还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不同，各行业绿色溢价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我们对排放合计占比达全国总排放88%的八个重点排放行业进行测算，其中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大约仅为3%~17%。绿色溢价能够刻画行业技术成熟度，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碳中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