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仅靠碳交易来推动碳中和，中国无法实现“30达峰，60中和”的既定目标。如果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八大高排放行业在纳入碳市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测算表明，直到2042年才能实现碳达峰，且峰值高达171亿吨，2060年也只能回落至130亿吨。与此同时，未来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年将会均减少0.15%，后续也不太可能通过加速增长来弥补前期损失的GDP。

　　其次，如果仅靠碳税来推动碳中和，经济增长将会遭受较大冲击。与碳交易下的可变碳价不同，碳税是一种固定价格的碳定价机制。CGE模型的测算表明，即便将2060年的碳税水平提升到3300元/吨碳，中国的碳排放也仅能于2040年进入平台期，2052年才会开始缓慢降低。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承受巨大压力，GDP总量在最后十年相较没有碳定价机制的基准情形将损失3%~5%。

　　最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并不能有效促进全球减排。如果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简化为按欧盟与进口商品来源地的碳价水平之差征收的碳关税，则基于今年4月碳价的测算表明，欧盟碳泄露量将仅能减少0.9亿吨，占当前欧盟碳泄露量的14%；全球总碳排放下降幅度仅有0.3%，对于全球减排几乎没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全球将为此付出远高于欧盟碳价的代价，测算表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的实际减排成本为88美元/吨碳，约为欧盟4月份碳价水平的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