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巴黎协定》的语境下探讨新的增长逻辑与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在完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同时也必须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实现《巴黎协定》还是经济复苏都需要通过新的投资类型和新的增长路径来摆脱现在的困境。

世界在过去七十年、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在人均产出以及健康医疗方面都取得巨大进展，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而且人口急剧上升。在过去七十年中，世界人均生产总值增长4倍、人口增长3倍、总体产出则增长了12倍，这样的增长绝大部分是由能源使用所推动的，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但这种由资本积累与化石能源燃料所驱动的增长模式也地影响和破坏了环境生物多，甚至已达到危急状态，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未来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会下降。 

旧的增长路径主要从物质资本去实现增长，虽然它涵盖了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关讨论，但仍然非常狭隘。现在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为广阔，同时需要关注医疗、教育、环境、分配、以及合作等议题，不仅仅只是关注经济活动的产出和收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前进方式，把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新增长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其发展目标超越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固然不可小觑，但必须同时考虑土地、水、森林、海洋等对人类生活水平和人民福祉相关的自然资本。第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太容易清晰定义，它包括社会凝聚力、人民对社会机构和制度的信任、社会成员相互照顾与帮助、收入和健康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等。

总而言之，新增长逻辑意味着对财富积累和总体目标要有更宽泛的定义，这一认识在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目标中得到体现，包括加大力度发展服务业、推动高科技、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发展等，所有这些都非常吻合中国对未来宏图的描述。

同时新增长逻辑下的新模式需要大量投资，而且是有别于传统投资的新型投资，比如，2040年实现零碳电力的目标可以驱动交通、氢能和供暖等发展，从而吸引大量投资；另外也可以对资源生产力进行投资，通过循环经济对垃圾废物进行循环利用。我们还需要投资新的体系，包括能源、交通、城市建设、土地等，对这些体系的管理进行投资。这些新的投资需求将从对物质、人力、社会以及自然等资本进行投资，推动未来的新增长。

世界需要从新冠疫情的严峻影响中复苏，其中贫困国家尤甚。100年前“一战”后的复苏是由消费拉动的，并未取得很好的成功。这次疫情复苏必须通过恰当类型的投资来实现。未来五年，经济复苏的增长应该由恰当的投资去拉动，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巴黎协定》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中期而言，未来十到十五年将由熊彼特的发明创新模式来驱动增长。中国在新的发明与发现方面有许多领先，比如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化经济管理等领域都有很多优势，并将持续在这些领域领先。长期来说，高碳发展路径是不可行的，高碳增长模式会造成自我破坏，不能产生持久增长。

最后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新增长路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发展逻辑，但只有通过全新的方式、有决断力的公共政策去推动正确类型的投资，才可能实现新增长。比如，为碳价、碳市场的制定设定标准，建立相应法规，对城市建设及土地利用进行相应调整和改革，这些类型的公共政策将能够推动新的投资及其形式。新增长故事应该由投资去推动，但必须是恰当的投资方式和融资方式。

第二，必须对变革进行管理。转型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错配，也会出现部分人下岗失业，国家煤矿将会逐步遭到淘汰。社会需要照顾这部分人，关注转型对其职业变化带来的影响，对受影响人民和地区进行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公正以及凝聚力的重要部分，也是公正转型的重要部分。

第三，新增长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国际主义故事，国际合作非常重要。整个世界的复苏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前面谈到投资，如果投资者能够看到新的投资方式能将全球市场统一起来，他们的投资意愿将更强烈，将拉动更大的规模效益及更高的回报,这些都能给全球化经济带来很大益处。

最后，气候、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都是全球公共产品，各个国家的努力都能使全人类获益。这种新的行事方式、新的目标特别令人兴奋。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增长逻辑，必须以新的方式进行投资，为公正转型努力，同时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与协作，而国合会将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