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科研部门提供前沿突破的技术，企业家提供商业创新和规模应用——而金融部门及其零碳转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如何“化碳为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绿色发展中值得深入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行动中，应探讨金融的脱碳和“净零”策略，以及金融如何支持实体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结合当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实现“零碳”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这三者的尝试、调整、积累和发力，构成“零碳金融”的主要研究范畴。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品种。多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安排，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质量收益评估不清晰。比如实务中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绿色评级有何差别（有多绿）？绿色企业是否一样绿持续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还比较模糊粗浅，没有准确的匡算方法。二是总体规模仍然受限。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但只占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绿色债券的比重也很低，2020年中国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但只占同期我国债券余额的极低比例。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专业讨论热火朝天。中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推出后，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时鸣锣，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000余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期间，碳金融衍生品、碳期货、碳质押融资中都可能会涌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则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前业界对何谓“转型金融”还未达成一致，总的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支持清洁高效的能源科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应对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换言之，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独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广泛存在的大量的传统型、非清洁、非绿色、中高碳，但正在转向脱碳和可持续的产业，金融机构该做什么？除了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面对灰色或棕色（非绿）产业，金融业务和服务部门应不应转变，该如何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主体，针对气候变化提供的所有能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的主营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行为，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减碳脱碳导向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型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灰色和棕色产业“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扩大绿色经济的份额——金融市场、机构和投资者对转型金融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