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通过研究总量目标，希望把碳达峰的数值以及今后10年的碳达峰路径表述得更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还存在缺失。比如，为实现碳达峰，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需要比2005年减少65%以上，那么大家必然要问，2005年的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又如，2030年我国森林蓄积量要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那么大家也需要知道，2005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年平均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但这些数据并不清晰，也没有主管部门或者权威单位公布过。一种可能性是，我国过去的基础工作做得不够扎实，存在数据缺失、数据不一致以及数据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我国气候变化的政策态度转变之前，数据模糊一点，方便在数据上打“太极拳”，政策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中金公司花了很大力气测算，得出了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净值的初步结果。为什么没有主管部门或权威单位直接给出这一目标？是因为没有2005年的准确数据。中金公司是根据2017年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数据，以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费心劳神地去测算这个数据？因为无论是今后碳减排的规划、路径的选择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特别是定价问题），都和碳达峰的数值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这个数据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涉及数据口径问题。中金公司提出了2005年碳基准的测算方法。这个基准的口径需要明确，究竟是指毛排放的总量还是净排放的总量，是只包含碳排放还是也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此外还涉及尚未公布的2020年碳排放总量数据，以及今后10年的减排力度和轨迹。如何用统一口径对其进行推算尚存在挑战。

其次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可比性问题。2030年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65%以上等任务，这就需要明确2005—2020年可比GDP到底增长了多少。虽然用GDP平减指数或者增长率来计算可比GDP在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在数据使用上还需略加小心。比如，增长率的年初数据（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最终核实数以及普查后的修正数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会很大，特别是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比较明显。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GDP在使用上和可比性上没有显著意义的可争议之处。此外，估算今后10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需要假设，而分别对不同增速进行假设就可能出现一个结果的估算区间。这些都是我们计算总量目标时需要注意的。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这件事在逻辑上也存在可疑之处。如前所述，根据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推算得到2005年碳排放总量，进而可以推算出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事实上，在核实以往可比GDP的基础上，2005年的排放强度、2017年的排放强度、2017年比2005年下降了46%这三个数据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知道其中两个就必然知道第三个。之所以没有人正式确认2005年的数据，可能有其他原因，或者没打算告诉你。当然你也必然会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