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碳减排中最大的“西瓜”是电力行业，其碳排放占比从世界平均看是41%，中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高，大概是52%。中金公司明确提出未来要扩大电气化，例如用电来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时将发电转化为绿色电力或者零碳电力。因此，未来发电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还将大幅提高，中金公司预测，到2060年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将达70%。虽然各行业对于碳减排都要有所行动，但是由于排放量不一样，自然对碳配额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别。

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此外，还要通过对年均发电小时及电网接纳能力的数据分析，把装机容量变为年度发电量供给。在这里不同发电设备的年均发电小时数就变得非常关键。对非电力专长的经济学者，我给出一组轮廓性的概念（为方便记忆，数据为近似值），光电年发电小时数大约是1 500小时，风电是2 500小时，水电是3 500小时，煤电或者火电主力是4 500~6 500小时，核电是7 500小时。可以看出，不同发电来源的年均发电小时数差别是很大的，而且中国的实际数据还略小于这组，目前中国光电的年均发电小时数还不到1 300小时，光照弱的地区连1 000小时都到不了；风电实际上也只有2 100小时左右；火电可以高达6 000~7 000小时，但目前中国火电年均发电小时数实际上还没到4 500小时，只有4 200小时。因此，从装机容量到发电电量，再到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这中间有折算关系。目前一部分分析人士对电力行业减排转型的看法过分乐观，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中的技术难度。电力行业要全面涵盖电源、电网以及输配电等，要注意装机容量和发电小时的关系，以及间歇式发电和调峰、储能的关系。

再谈谈新增装机容量所需的投资资金量，即多大的投资才能达到所需的装机容量，这里主要包含装机成本，如何将其摊入供电运行成本，与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有关，为此电网性能（包括线损）、储能、调峰、输配电投资成本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如果只看装机成本的数字，很容易受到鼓舞，因为风电、光电装机成本已降到比较低了，比火电和核电还要低。核电是最贵的，但核电投产后一年可发电7 000多小时。目前，煤电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极具竞争力，但如果要求大幅减排，可能需要CCS（碳捕捉与封存）设备及投资，投资成本将显著上升。此外，CCS运行成本也很高，会使厂用电大幅上升20%左右。当然，CCS在技术上还不成熟，有待发展，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并加以支持。这些都要放入对电力行业未来投资量的测算里，只算新型电源的装机成本显然是不够的。然后要考虑的是，未来靠什么回收电力方面的新投资？仅靠供电收入本身的回报是不够的，必须靠碳市场（或者碳税）来补充，才能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吸引足够的资金。这些判断应与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一致，不应产生误导。

类似地，还有森林蓄积量的碳吸收的能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缺少基准数据和参数。比如，2005年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到底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按照中国具体的情况，到2030年要增加60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还需要树木品种、地理分布、树龄分布等参数，才能测算出每年大概需要新种多少树、路径演进如何、在碳达峰时大概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

此外，从行业结构来看，要注意行业划分上的区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过去习惯用生产法分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中国第二产业的碳排放特别多，在电力行业中的占比接近70%，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种划分方法与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导致不太好进行国际比较。欧美的碳排放第一大行业是电力，第二是交通运输，第三是建材（含建筑钢材）与保温。如果在电力、交通运输和居住行业下大功夫，就可以解决80%以上的碳减排问题。这种划分方法强调了人类居住的耗能和碳排放，人类居住需要建筑、城镇化、一部分基础设施及保温（供暖及制冷），这一目的之中的各项活动占了相当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此要特别重视。如果把与居住有关的相当一部分碳排放放在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里，就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