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在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行动时，应如何处理节能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优先级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发展、减排与能源安全？
邹骥：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耗水平等千差万别。就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城市而言，通过
节能和能效提升尽可能降低
碳排放是第一位的；第二才是能源结构的优化，或最大限度挖掘本地可再生能源，或直接引入绿电；第三则是利用
碳交易、
碳汇、CCUS、碳税等各种近远期手段尽可能移除二氧化碳。
其中，跨区的绿电协同输送将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设想一下，如果让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到可再生能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北部地区大规模投资绿电项目，然后通过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实现绿电调入，改善自身能源结构，如此全国一盘棋，会出现怎样的新变化？
借助能源
市场的调节剂，无疑将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大量购买绿电反哺西部、北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格局，而西部、北部欠发达地区则利用自身的可再生能源优势满足东部发达地区的节能降碳需要，从而实现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缩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平衡差距，真正兼顾
减排和发展。
籍此，中国的能源版图和经济版图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大循环格局将由此而诞生。我们测算，以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为目标，仅绿电跨区交易一项所产生的现金流就可望占到西部、北部相对不发达省份GDP的近10%，非常可观。加之东部地区的大量投资，以及新增就业机会等，现金流可能还会翻倍。
平台期已至，中国有潜力在
“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初碳达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