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这又取决于两类因素：一类因素和发展阶段有关，包括产出和消费结构，节能和减排与固碳技术水平等，另一类因素是能源禀赋和能源品贸易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会比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金融转型这三大挑战。

首先，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这样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减排分为几个类型：

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

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

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节约型发展模式。环境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主要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早在2010年就说过，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3-4万美元时才会达到“碳达峰”，或者实现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左右。所以，即便如此，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3-4万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还要实现较快追赶式增长。但是理论上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我们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所警示的，这就是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