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问责措施有助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
面对全球生态系统发出的警告，COP15将如何联合各国力量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伯（David Cooper）表示，本次COP15第一阶段会议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希望通过高级别部长会谈能够形成清晰的
政策方向，“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在昆明形成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好消息是如果政府和社会可以在多个层面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力度，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仍然是有望减缓的，甚至是有可能逐步停止的，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和问责措施将有助于推动相关行为的改变。”刘思佳表示。
“我们需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转变成相应的政策，相应的立法和实实在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财政、投资等相关政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更好地支持生物多样性发展。各国领导人应做出承诺，形成政治动力，同时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诺给予发展中国家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支持。”大卫·库伯说。
针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提出一项变革理论，“各国政府和社会都需要确定一些优先事项，分配财政和其他资源，将自然价值内在化，认识到我们不作为的代价。”刘思佳表示。
变革理论设想包括，首先是制定工具和解决办法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以及确保能够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满足人类需求，并确保能够提供服务执行的条件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技术等适当的执行手段来支持这些行动。同时，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监测进展情况，开展适当评估工作，确保在2030年全社会走上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道路。
刘思佳透露，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聚焦4个长期目标，包括增强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珍视、维护或增强自然生态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公正且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以及消除财务执行手段与其他执行手段之间的差距等。
其中，增强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联通性和完整性至少增加15%，灭绝率至少降低10倍，所有物种中至少90%的遗传多样性得以维持等。
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大卫·库伯表示应持乐观态度，“研究表明，只要是采取了行动的领域，我们都已经看到一些明显改善。与没有采取措施相比，濒危物种的灭绝速度、规模下降2-4倍。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广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我们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所制定的目标就能够更好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