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现状，杜祥琬提出，减污降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把握好节奏、积极稳妥发展。“既要防止‘一刀切’，比如以为简单地拉闸限电就是低碳，同时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的落后、无效投资。协同增效着力点在于源头治理。”

具体而言，一是节能提效，产业结构调整潜力最大，扭转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现状，进而减少工业等领域用煤。“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显著的节能效果。比如改变工艺流程，一部分用煤环节改成用电或用氢，制造业生产的装备和产品采用低碳技术，采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和管理效能等。”杜祥琬提醒，重视固废资源化利用的价值。“提高资源化比例，可减少垃圾填埋所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实施垃圾焚烧发电或制沼气，能够增加可再生电力或生物质气。固废中含有色金属等多种再生资源，加以合理利用，有助于大幅降低冶金煤耗。”

二是大力推进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杜祥琬认为，在稳妥减少煤炭消费、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的同时，要注重回归科学产能，减少煤炭非发电用途。“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还离不开储能技术支撑。未来5年，电化学储能成本有望降低1/3，未来10年再降66%-80%，由此带来的节电成本可抵消储能设备成本。”

杜祥琬预测，全国煤炭消费量可在“十四五”期间达峰，石油和天然气将在“十五五”“十七五”期间梯次达峰。“我们有望在2027-2028年实现碳达峰，峰值在105亿-110亿吨二氧化碳，其后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阶段。在此驱动下，全国PM2.5平均浓度有望从2020年33微克/立方米降至2030年30微克/立方米以下，进而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2060年进一步到15微克/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