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记者：根据白皮书，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我们能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是什么？

　　潘家华：能取得这些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首先是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根发芽。

　　如果没有认知上的根本转变，要人们采取行动是很困难的。

　　第二点在于零碳可再生能源技术革命性的突破。

　　从电力的生产侧来看，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可以使用“零碳”的能源服务来摆脱碳。2015年前，风、光等能源发电的成本和效率，无法和常规的化石能源相提并论；2010年后，仅仅10年时间，风、光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以上，这样技术上革命性的突破，让我们有了信心和底气。从电力的需求侧来看，纯电动汽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摆脱燃油车的可能。

　　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从生产和消费两侧都看到了“零碳社会”的曙光。而技术之所以能突飞猛进，跟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变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

　　第三，人们对生态环境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以前，人们更在乎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对环境质量重视不够甚至忽略。现在人们要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必须要从源头上减煤去煤。

　　第四，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大幅度提升，比如南方高温热浪、郑州和山西的极端暴雨，减排控制温升，关乎永续发展。

　　最后，这也是担当国际责任的体现。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退出《巴黎协定》；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携手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同国际展开有实际意义的合作。

　　中新网记者：白皮书提到，我国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举措：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65%这个目标的设定是基于哪些考虑？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王灿：这个目标是综合考虑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和碳达峰的要求设定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因为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碳排放量的增速要得到更快的控制。

　　从“双碳”目标给出的路径来看，十年的时间，我们要尽快实现GDP的增长跟碳排放脱钩。如何让这么大的经济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同时要快速进入低碳和脱碳轨道，让能源系统先于经济系统实现脱碳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潘家华：这个强度目标是过渡属性的，测度能效和碳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现在走向碳中和，尽管效能也重要，但核心要义在于绝对量的控制和下降。发达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几乎不涉及强度指标，而是绝对量的管控和削减。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相对属性的指标仍然有意义，但随着最终的碳中和，相对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