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钢铁、水泥等大宗工业产品的需求和生产，决定了我国经济高碳特征明显。资本密集、高碳排放的重化工项目，仍是部分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坦言。

然而，这些高碳产品并非全由产地自己消费。“像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化石能源生产较为集中，在为其他省份提供能源密集型产品时，碳排放量随着生产而增加。广东、江苏、浙江等调入地区，为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大力购买能源、原材料等产品，由于自己无需从事生产，无形中把碳排放留在了产地。”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庞军说，若不能站在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问题，地方各行其是极易加剧“排放转移”风险。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能源环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告诉记者，按照国际通用规则，调出、调入两方均要分摊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但目前，这笔帐究竟如何计算暂无明确说法。“考虑到种种实际，不可能要求各地减排‘齐步走’。诸如北京这样的城市，碳排放量基本稳定，重点是要巩固减排成果，进一步降低排放。而像内蒙古、新疆等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先要把节能降碳摆在突出位置，大力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高世楫也称，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发展阶段等条件差异较大，部分地区节能降碳目标与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矛盾。“从地理位置来看，我国人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能源资源及生产与消费结构存在一定错配。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区域经济分化、极化现象突出，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新特征。基于此，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好地方减排规划部署是一大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