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双碳”便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热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在支持企业达成碳达峰和减碳目标中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绿色低碳转型大潮中，如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实现自身从大到强的转变，是金融行业亟需研究探讨的问题。

　　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零碳金融》一书认为，实现碳中和需要以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为前提，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技术可行的前提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创新动力及应用环境，能够给科研人员足够的激励、给企业足够的动力去研发新的技术，并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去推广这些技术。同样，技术的创新会降低减碳的成本，降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难度。在《零碳金融》中，作者深入探讨了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核心及关键作用，并从理念、制度和机制的角度去对待“双碳”问题。

　　该书认为，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支持共同富裕的战略考量中，应该研判金融部门支持绿色转型实现路径。结合目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在这三个领域的积累、调整和发力，构成了新的金融生态———“零碳金融”。

　　绿色金融的概念有严格界定，也有明确的国际共识，这决定了其规模和覆盖面有限。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是银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前者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领域，后者主要投向国有企业。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有限，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如何做绿色评级？举一组有关绿色信贷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近12万亿元，只占全部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此外，绿色债券发展迅速，但占比很低。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数据，2020年全球累计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创纪录的2695亿美元。中国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占同期中国债券余额的0.4%左右。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碳权、碳汇、碳配额等碳金融专业术语及讨论备受关注。我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正在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市场在我国已经起步，如何吸引更多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则任重道远。目前，碳排放权市场已经正式进入第一个履约周期，有关法律法规对碳排放权采用相对较窄的定义。广义的碳排放权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额机制中，政府通过设定上限直接约束重点企业排放额，目标是减少它们的排放总量；在碳信用机制中，政府允许企业基于减排或者创造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从而生成减排量核证，抵消碳排放配额，提高碳吸收总量。碳信用机制最好的应用是ccer（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2020年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宣布可用CCER进行抵消，为CCER接轨国际提供了契机。

　　转型金融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新挑战、新问题的解决之道。当前，业界对转型金融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有关研究也刚刚起步。但总体来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清洁高效的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体系，金融市场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转型金融的绿色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投资）要发挥作用，把更多的资金投在科技、创新零碳、低碳技术，投在能源、制造等突破性领域，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适时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甚至推动兼并整合，最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转型金融还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绿色权益投资和可持续信贷的业务前景都十分广阔，可以围绕三个主战场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优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除了金融业源源不断地向全社会碳中和目标提供活水之外，实现碳中和目标还应依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出台政策，科研部门提供创新技术，企业家提供市场和商业实践，最终实现低碳绿色的经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