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为了能够准确、有效的找到那些通过碳规避行为而间接减排的产业机会，我们需要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先做择优评选。

1.首先锁定那些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关键碳排放源，因为通过采取碳规避行为，它们所能带来的碳减排量无疑是最大的，由此产生的总目标市场预期也将最具财务价值。以下是全球主要的排放源：75%的碳排放来自于直接消耗能源的产业，包含发电，运输，工业和建筑行业。除此之外，非直接消耗能源的工业占6%，垃圾废弃物3%，而农业、土地使用和林业也是重要的排放源，约占15%。

2.为这类排放部门适配经济可行的、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达到足够大市场规模的碳规避路径。比较直接的方法是使用新技术甚至新产业替换现有高碳技术和产业，亦或通过改变行为方式以达到间接减碳的效果。例如远程视频会议：参会者无需亲自到达会议地点却仍可以“出现”在那里，非必要商务旅行的减少间接降低了航空碳排放强度。适配减碳路径的过程不仅要考虑该路径减碳成本的竞争力还有它是否具备从现在到未来（2030）足够大的市场规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要想将全球平均气温上涨限制在1.5至2度以内，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市场价格需达到约75美元一吨。届时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内，碳价格会突破100美元/吨。另根据中国碳论坛、ICF国际咨询以及北京中创碳投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碳价调查》，初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约为49元/吨，2030年有望达到93元/吨，并于本世纪中叶超过167元/吨。截止2021年12月1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挂牌协议交易价格收报42.95元/吨。虽然目前的探究与规则范围和相关交易制度仍然是中国当前情况制定的本土化的制度，还与国际上的标准和规范不同。不过，国内企业降碳的成本控制大致仍可以此为依据。需注意的是，碳价仍将是逐步上涨的，其上涨速率及短期价格会因政策发布和市场波动而变化，并不能准确预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科学技术的革新也将导致降碳的成本的不断下降。

单独凭借减碳成本的竞争力这一项并不足以证明某一产业的可投资性或可获益性，另一重要指标是其现存或可预期的市场规模。对于那些具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的产业，即使碳减排的成本非常昂贵，其依旧具备的可投资潜力。例如，电动汽车短途行驶的减碳成本已经超过100美元/吨，但是因为这个市场足够大——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电动车消费市场将达到1200亿美元——这种规模在金融领域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

3.最后需要过滤和筛选哪些碳规避行为活动能够切实带来正向的企业收益（包括企业形象和企业价值）。对碳规避排放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视角，一方面使得政策福利不被资产组合遗漏，另一方面使那些同样为气候变化提供了解决方案的企业们能够在资本分配时被看到并获益。这类工作一般交给专业的咨询、评估审计机构去调研与发现，如此这类专业服务本身亦成为另一类推动减碳进程的方案提供者和贡献者。

表1.19种碳规避减排路径及减排效应

资料: Schroders, GIC.

表1列举了19类低碳、零碳行为活动替代高碳行为活动（现存或到2030年预测市场规模能够达到1000亿美元的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及单位减排量测算。其中一些行业看起来并不“低碳”或和“低碳”并无关联，例如海上货运、智能仪表、云计算等。然而这些产业、行为方式所带来的碳规避型减排量及金融化收益都是正向的。围绕这些产业为其提供配套的专业设计，设备制造，技术支持乃至原材料供应同样会为减碳进程做出不同程度贡献。

对于面临“生死考验”的传统行业，尤其是石化、传统制造行业，不能仅仅专注于或苦恼于企业自身的生产活动及价值链内的节能减碳，更要发现价值链上下游甚至之外的绿色机会，从而转型升级。采购和使用低碳产品和低碳原料，服务和供应绿色环保产业，那么机会可能就存在于实现绿色供给的过程中。另外，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把碳足迹作为自己的责任来考虑，而未来对碳足迹的追溯和评估必然会逐步严苛。能够率先考虑到产品进入市场后在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碳足迹的企业，势必会在竞争中取得先机[4]。需求方面，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的消费的理念将逐渐深入人心。即便是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那些曾经辉煌过的粗放型高碳产业也将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