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被称为“碳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简称SCC），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曾被其创建者、奥巴马政府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称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数字”。自2010年首次使用以来，SCC已被纳入多个重要经济决策的考虑因素中，例如消费电器的能源效率，以及汽车和卡车的燃油经济性要求等。

　　SCC合计了与排放1吨二氧化碳有关的所有可量化成本和收益，定义了社会应该为避免未来气候变化——如洪水和干旱事件的增加——所造成的损失而支付的成本。通过SCC，决策者就可以权衡缓解气候变暖的好处和减少碳排放的成本。

　　SCC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考虑了碳排放对全球造成的损害，二是考虑了今天的碳排放对后代的影响，因为温室气体会在大气中持续存在很多年。

　　一些国家已经尝试采用某个版本SCC，使用SCC来评估能效标准的收益，并指导政府制定电力等部门的政策，政策为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一个总体上限，但通过允许企业在拍卖中买卖污染信用额度，为企业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灵活性。

　　SCC有助于促进评估和决策，涉及消费电器能效、车辆燃料经济标准，以及逐步淘汰氢氟碳化物（用于冰箱和空调的强效温室气体）等。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SCC作为工具而言有其局限性，对气候变化早期采取有力行动的好处远远超过不作为所付出的代价。现在经济学家认为，SCC的计算方式高估了采取气候行动的成本，低估了行动的效益，导致其数值过低。

　　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分析了SCC对以其作为工具的53项政策的实际影响程度，并得出结论，在几乎所有政策中，政府对净效益的估计都是正的，无论是否有SCC。换句话说，研究作者认为，SCC在早期并没有导致政府政策的实际变化。

　　不过，早期的SCC可能在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SCC对企业思维“有着深远的影响”，企业利用它来设定内部的碳价格，用于商业和投资决策，这也促使政府出现关于征收碳税的立法建议，而这些税被设定为与SCC相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