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碳中和面临的挑战
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是指“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中两个。
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
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金融转型这三大挑战。
首先，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
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
减排分为几个类型：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因为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中国目前还处于粗放型，而非集约型发展模式。
环境经济学有个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主要阐述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出现“碳达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早在2010年就说过，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 3-4万美元时才会达到“碳达峰”，或者实现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左右。
所以，即便如此，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 3-4万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同时还要实现较快追赶式增长。
但是理论上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
从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就是中国
碳市场与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第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20年能耗折合标准煤将近50亿吨，碳排放将近100亿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占全世界碳排放28%左右，我们的碳排放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排放的总和，大约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倍。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而我国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
发达国家这样的能源转型一般是三个阶段：首先是煤，然后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最后才过渡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2020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43%，这意味着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跨越式进入到新能源阶段。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三，面临金融转型的挑战。
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主，存在着两个风险：
其一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相比于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是中国金融资产，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如果穿透这些巨量的金融资产，它的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危机，也就是化石能源资产将会大幅度贬值缩水，特别是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比如说煤电，未来的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导致金融体系资产风险敞口很大，这就是中国金融资产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在此，我们可以专门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发展，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对标，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标。
2020年，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30%，GDP约为美国的70%，能耗大约是美国的150%，碳排放大约是美国的200%，广义货币发行量（M2）大约是美国的175%。
这样一组数字对比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能源效率、金融效率都有待提升，如果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能我们的经济、能源、金融都要绿色转型，这就是发展和减排的“两难”，也就是中国当前碳市场与碳中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