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疫情后全球气候治理主要由中国、美国和欧盟三方主导。其中，中国于2020年9月出乎意料地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全新国家气候目标，美国则在拜登就职典礼当天就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巨大的变化拉开了新一轮气候治理大幕。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后巴黎时代持续发力，已成为气候治理最积极的执行与引领者；美国则经历特朗普政府时期全方位“退群”的气候外交大倒退，哪怕拜登执政后迅速扭转立场增强执行力度，也不可避免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欧盟虽然姿态始终未变，但为了重振已衰弱的影响力，返回全球气候治理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在确保三方尽可能处于平等地位的同时，全面强化多边合作，因为没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欧盟根本无法也无力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

考虑到美国选举周期对气候立场与投入力度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重拾奥巴马政府“气候遗产”的过程可能很缓慢，或更多停留在政治博弈阶段。尽管拜登已宣布气候政策将是其任期内的四大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疫情打击恢复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并将“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关键部分，但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并不保证相关措施能够在美国国内外顺利有效实施。因此，全球气候治理的“天平”实际上已经倒向中国与欧盟。

中欧气候与环境合作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纳入双方政府合作议题。中欧环境政策部长对话机制自2001年9月首次建立以来，目前已累计举办8次；2005年9月中欧共同发布《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气候变化双边伙伴关系；2010年4月进一步建立中欧部长级气候变化对话机制；在气候变化、绿色环境与污染治理等领域的持续务实合作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的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上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同年12月，深化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副总理级机制，并分别于2021年2月和9月召开两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达国家气候资金承诺、碳减排与碳市场、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合作广度与深度。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集团，中欧一系列紧密合作行动是联手抗击新冠疫情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措施，在重塑世界领导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作为榜样为国际社会提振信心。2021年12月21日，习近平主席与新任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时更加明确表示，中德合作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必须加大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推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治理。最近，德国继中国、美国和丹麦等国家之后，也宣布单独设立气候特使一职，由长期致力于气候谈判和国际交流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詹妮弗•摩根出任。可以预见的是，德国乃至欧洲将在政府和非政府两条轨道的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强低碳领域合作对中欧和全球的低碳产业影响巨大，而能源行业能否成功完成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推动中欧乃至世界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发现，除政府间对话外，中欧之间的气候与能源技术交流更从未间断。如2021年初包括南京、青岛、上海、哥本哈根、海德堡在内的几十个中欧城市陆续开展气候创新解决方案务实对话；2017年和2019年国家电网还分别通过收购希腊国家电网部分股权和克里特岛联网项目落地，实现对希腊电网的支持，包括此前针对葡萄牙、意大利电网的系列投资都是从电网技术标准与规范层面实现中欧能源合作联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