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是确保世界经济复苏和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减碳步伐加快，金融业更应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大力发展转型金融、推动
碳金融市场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完善，撬动更多金融资源促进低碳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巨量资金支持。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3.1万亿到3.6万亿元资金，目前每年资金供给仅5,265亿元，缺口超过2.5万亿元；在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超过139万亿元。
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在弥补资金缺口上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推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和碳金融并驾齐驱，多管齐下，形成多元化并更具活力和流动性的绿色金融生态。
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不断丰富。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绿色贷款余额已接近15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万亿元，均居世界前列。尽管发展很快，但相比中国整体的信贷和债券市场规模占比仍较低，亟需大力推动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基础上，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更需要“两条腿走路”：在深挖绿色金融工具支持绿色项目的同时，要着力发展转型金融，推动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企业逐步实现
减排、低碳、零排放。
目前，传统高碳行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显著地位，在未来三十多年中，这些高碳产业及企业能否成功转型，关系着“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金融机构需加大对传统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发应用相应的金融工具和产品。
例如，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将债券条款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挂钩，帮助碳密集和高环境影响企业向低碳、零碳过渡。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国际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量达329亿美元，发行人涉及
电力、
钢铁、
水泥、建筑等多个行业。
然而也要看到，目前全球尚无统一的转型金融标准，主要是基于共识的一些技术规范和约束框架。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应多方联手，逐步明确转型金融的概念界定、业务分类标准以及规范信息披露等；获取转型融资的企业应披露转型路径、资金用途、经济活动中的
碳足迹变化等，为市场提供充足信息以规避“漂绿”风险。
另一方面，
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是推动企业平稳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能有效控制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碳排放交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以丰富的碳金融衍生产品，提高
碳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更好地发挥其在推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
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为例：该体系覆盖了欧盟约38%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碳交易总量占世界交易总量的75%以上，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不仅如此，它还在碳交易机制设计上，着力发展
碳配额的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私募基金等各类参与主体；监管、市场服务和
第三方机构等定位清晰。在提升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同时，更提高了市场价格发现能力。
内地可借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经验，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排放交易，丰富碳金融产品以及涉碳融资等碳金融服务，并逐步建立与市场发展阶段相配套的监管体系、法律
法规和风控规则。去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碳市场机制、规则和形式已被纳入《巴黎协定》第六条协议，预示国际碳市场将逐渐形成。中国应顺势而为，积极参与规则制订，在碳定价、碳交易等方面增强国际影响力。
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唯有坐言起行，合力减碳，才能有效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实现“双碳“目标亦是经济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金融业需深度参与，在这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