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职责重心从“主力”向“调峰”转移

　　“发电主力”一直以来都是火电的职责重心。“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也使得火电在电力领域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根据历史发电量数据及装机规模，可以看出，在2013年以前，火电承担了我国主要的电力供应角色。在此期间，火电装机和火力发电量快速增长，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火电装机占比也持续高于70%，进而在中国尚未在清洁能源发电方面取得有效进展时，满足“工业化时代”高强度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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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开始，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火电装机占比开始低于70%且逐年下降，火力发电5年复合增速也进入下降趋势；同时，《环境保护税法》将排污费改为环保税，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开始；《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要求到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一系列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也开始陆续出台，叠加可再生能源也在技术进步、补贴政策下高速发展，火力发电主力的职责在其他能源发电增长中逐渐转移。

　　火力发电已逐渐从发电主力调整至调峰职责。技术完备、电力消纳等问题需要时间解决，因此清洁能源发电的接入会伴随着电力系统调峰、调节问题出现，火电的调峰职责也逐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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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电力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欧美等国火电也经历了“主力→调峰”的过程。例如丹麦从2000年电力市场接入可再生能源开始，便持续进行了近十几年的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战略，这样的经验也已经遍布欧洲各国，使得欧洲在进入21世纪以后火电职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从数据中也会发现我国火电也逐渐转为“调峰”职责，即在全社会发电增速较低时，火电增速弱于全社会发电增速，反之当全社会发电需求大幅增加时，火电增速将高于全社会发电增速。因此2021年当全社会发电量超预期高速增长时，火电增量贡献占比高达71%。

　　“双碳”政策推动发电结构变化

　　电力控煤是“双碳”政策中控煤途径的关键。

　　“双碳”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我国化石能源是主要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占比高达83%，且其中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57.6%(2019年)，因为煤炭的碳排放强度(单位热量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远高于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所以我国目前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69kg/$，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39kg/$。因此，“控煤”将成为“双碳”政策主要实现途径，而动力煤最主要的下游是电力行业，且煤电目前仍是我国电力供给主体，所以电力控煤成为关键。

　　“双碳”政策近年来逐渐得到落实，推动着我国发电结构的变化。政策方面，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对“控煤、减煤”提出了严格要求，尤其在煤炭消费量与煤电建设方面。国家能源局在《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明确了2021年“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6%以下”的预期目标；2021年2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表示，严控新增煤电装机容量，坚持节能优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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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煤目标推进的快慢关键在于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增速。通过政策分析，“控煤”目标实际上是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以及煤炭消费总量，这条路径实现中涉及两个博弈，一是日益增长的经济水平带动煤炭消费总量增加与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博弈，二是能源结构的稳定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减少的博弈。

　　所以若想突破矛盾，实现“控煤”目标，关键在于提高非化石能源及其他能源(如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并力争非化石能源供给增量完全替代一次能源消费消费增量，且当此增量结构逐渐增长后，煤炭消费总量也将出现缩减。

　　因此，随着发电结构的更迭，“双碳”政策的逐渐落实和强调，对于电力控煤，也将走的更快速、更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