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作为外交
政策的核心,在气候领域与中国频繁互动,并达成《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但美国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战略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气候外交中竞争与合作之势共存。本文发现美国与中国在
减排进程、双边贸易、海外基建、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竞争和冲突,会造成中美气候外交中的矛盾;同时,美国国内权力分散、政治极化、民主党内分歧加剧带来的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影响中美气候合作与竞争的态势。对此本文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一是加速国内低碳转型;二是通过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深化在负排放技术、甲烷控制与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共同利益;三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关键词:中美气候外交;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与竞争;中国应对
引言
气候
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具紧迫性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目前全球已有66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
碳中和目标(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2022),围绕碳中和与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将更加频繁。“碳中和”为中美气候合作带来了更多的积极信号。2021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共同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简称《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表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实施”,同时重申“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之内”的坚定决心。《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的发布是中美气候合作迈出的关键一步,大大提升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中美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前两名的经济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当前两国最突出的合作领域,也是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显著因素。一方面,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全球清洁能源发展大国,两国在气候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的格局与进程。另一方面,经历过特朗普政府中美外交关系的“停滞期”,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的基调下提出中美气候合作,是两国再挂钩的基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助于深化共同利益。
虽然拜登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但是美国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政治走向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局部的气候合作尚不足以改变中美激烈“竞争”的客观现实。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把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以“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来定义中美关系(The White House,2021a)。2022年2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国竞争法案》,着力构建美国与中国在气候外交与气候融资、能源开发等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竞争态势。虽然《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是进一步推动中美气候合作的重要利好信号,但对于长期合作却远远不足。一方面,美国政治极化及民主党内部分歧、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失利使得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及中美气候外交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能源和海外基建领域对华打压和竞争力度不断加强,中美气候与能源领域竞争不可避免。
中美气候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更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中国强调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与美国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但不可能在被美国遏制打压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在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领域和美国开展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a)。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将基于拜登政府与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态势分析,结合美国与中国在能源与气候领域的竞争与矛盾点,以及影响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探讨中国应该如何把握自身定位和合作方向,在妥善管控中美气候竞争风险、避免冲突的基础上,寻求中美气候合作的主动权,同美加强对话、拓展合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