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气候政策也需要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反观美国，其两党政治极化使民主党政府的气候政策往往被共和党人延缓甚至逆转，不仅降低了国内气候政策效果，也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有效性与延续性。当前，美国高失业率导致供应链危机，通胀指数节节攀升，新冠疫情反复打压经济，两党政治极化一如既往，民主党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且连任前景堪忧，难以确保美国可以完整、持续地履行其气候责任和义务。未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更加突出，影响中美气候竞合态势。

（一）政党交替

     美国政府的气候立场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挂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充斥着党派的不妥协和分裂，导致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立场的摇摆和不可持续性。从本世纪初美国时任总统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到 2017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共和党执政后对于全球重要气候协议的两次退出都让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上了与当时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大相径庭的道路（王克、夏侯沁蕊，2017；Heath，2021）。

     就当前形势而言，拜登上任以来政绩不佳，支持率持续走低，民主党内矛盾不断激化，2021年11月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民主党的失利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并不明朗，拜登连任的可能性也不容乐观（谢韬，2021）。尽管拜登政府上任当天重返《巴黎协定》，并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强调与中国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然而下一届美国政府若由共和党领导，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是否会再次“开倒车”仍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在当前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尚未稳定，合作细节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中国要时刻警惕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对其在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承诺履行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及时跟进美国政策动向，提前研判，把握好中美气候合作的主动权。

（二）政治权利分散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推动气候新政的实现需要拜登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与国会两院、最高法院态度一致，从而将总统令转化为联邦法律。目前，美国国会并未通过关键气候法案，拜登的气候宏图受到司法部门的掣肘，可能会面临因政党轮换而功亏一篑的风险（常杰中等，2020）。2022年2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法院禁止联邦机构使用目前的“碳排放社会成本”估算方法，这一决定不仅让拜登政府无法对碳污染制定更高的价格，且严重阻碍了拜登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能源相关政策进展。

     此外，在拜登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政策的不协调性。拜登在《应对气候变化行政命令》中要求联邦政府机构用车应全面采购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和其他零排放汽 车。但美国邮政总局作为联邦政府的独立机构，在2021年2月的采购中，总计5~16.5万辆新 型邮政投递车中仅约10%直接采购电动汽车，这一举措重挫美国交通部门脱碳进程。 

（三）民主党内分歧加剧 

      拜登气候政策不仅遭到共和党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也让 拜登政府的气候计划一再被搁置。2021 年 12 月，拜登政府 1.9 万亿美元“重建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受到民主党参议员曼钦的反对，重挫立法进程（CNN，2021a）。 

      目前，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内激进派正努力推动已被大幅削减的“重建美好法案”（CNN， 2021b），民主党在参议院仅具有微弱优势，只有保持党内完全统一，才能保证预算协调法案顺 利通过。然而，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曼钦近期却屡次反对，迫使拜登剔除了1230亿美元的清 洁电力项目，支出规模虽已大幅缩减至1.75万亿美元，但随后却因为儿童税收抵免政策而无法落地（CNN，202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