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中美高层之间的气候磋商，为两国能化领域合作提供了充分的顶层支持，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深入合作也进一步拓宽了中美能化领域的合作空间（李昕蕾，2021），未来中美能源化工合作有望创造新蓝海。在传统能源化工领域，中美能化产业链存在供需互补关系，中美气候及能源领域合作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导致油气资源供大于求，而中国长期以来“富煤贫油少气”，两国在液化天然气、丙烷、原油等能源市场存在较大贸易潜力（庞广廉等，2021）。

      在清洁能源领域，中美发展需求相近，优势高度互补，合作潜力巨大。近三年来，通用电气在中国的投资项目集中在清洁能源领域，其落地福建福清的风机叶片、与河南濮阳政府合作的风电机组总装基地、秦皇岛的重型燃机基地于2021年相继投产。特斯拉已经在山东的潍坊和临沂等城市设立了多个特斯拉中心，在上海的充电桩工厂也已经正式投产，未来将继续扩展到更多中国城市。美国企业在中国开拓清洁能源市场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大胆地“走出去”。例如，中国光伏组件制造商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0%以上，并在佛罗里达州建立了制造基地（新华社，2021）。

      中美气候合作是两国政治经济因素的博弈与权衡。一方面，气候变化议题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道义制高点”，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危机，中美如果可以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共同加强气候行动，将有助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承担着维护这一“道义制高点”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为两国在气候领域潜在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气候合作是两国共同利益与核心关切的协同点。对美国而言，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是拜登政府为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客观需求（张建宇，2021）。美国多次强调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和中国合作，又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多次干涉和无端指责。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知轻重且重承诺的负责任大国，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气度。当前，中国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愿在气候领域与美方深度交流，但在拜登政府提出气候“竞合”的背景下，中国应不卑不亢，在强调互信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理性看待中美气候合作的重启空间（张宇宁等，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