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之后，世界各国的央行对于环境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更加关注，主要是气候风险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生物多样性下降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影响金融资产、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这些风险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风险，还包括家庭和公共部门以及主权债务风险，它可能会削弱各国管理财务运作、长期偿债、货币体系运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生物多样性风险有可能给各国的金融机构带来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末，我国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3.92万亿元，接近14亿，位居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超过8000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投资了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的绿色项目，比如说支持林业碳汇，支持湿地保护，支持国家森林公园等。

2020年7月15日，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共同设立发起的国家绿色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绿色公募基金、ESG基金都是可以引导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一些相关的绿色保险，一些碳工具等都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工具去加以运用。

开发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绿色项目靠拢生物多样性融资包括宏观和微观的分析，从微观上来说，我们需要依据每一个生物多样性项目开发出更多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同时，我国已经把绿色金融作为国家战略，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的标准、生物多样性的指标纳入绿色金融已有的政策框架里，引导更多绿色资金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是生物多样性融资中最重要的。因为一旦这样的政策工具形成，它的资金就不是只支持一个项目，它是可以支持广泛的项目，可以向全国铺设开来，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生物多样性融资中非常需要研究的内容，就是生物多样性融资的制度研究。

2021年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印发了一个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这个评价方案的场景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央行在核定存款保险差别汇率，发放再贷款等等方面都要运用到这样一个评估的结果，银行如果要上市，要增资扩股等重大事项都要考虑到绿色金融评估结果，而且和银保监会、地方政府共享评估结果，这样评估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更好的去向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绿色项目靠拢。

更重要的是央行在11月8日出台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它的特点要求是可操作、可计算、可验证，利率只有1.75%，而且它是按照贷款额的60%提供资金支持，体现出了专项再债款的优越性，它要支持的是减排效果显著的项目。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不可能单独做生物多样性保护，当我们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湿地项目的保护，一个森林项目的保护，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项目的保护，一个自然资源栖息地的保护等等，这些项目既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又可以实现碳减排，如果把生物多样性项目协同减少的二氧化碳核算出来，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就可以获得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是全球的，当我们保护每一种濒危物种的时候，不仅在中国，因为生态系统的全球性特征，将促进国际资金与国内绿色资金的融合，未来，中国生物多样性融资一定是地方绿色金融资金和国际资金配套，形成更多国际、国内共同的行动方案。

当我们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设计融资方案时，一定要关注央行的政策，央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前景，因为央行在带动整个绿色金融资金投向方面，它的很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正在发挥作用。生态环境部应该和央行合作，把需求纳入到央行结构性政策工具之中，因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准性、直达性，对目标理解得越精准，越直达，整个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的精准直达作用才会更加有效率，所以需要环保和金融双向合作。

【作者蓝虹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我国绿色金融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