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些论者突出气候变暖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但气候资本主义将气候治理与阶级斗争“成功”地勾连起来。在英国，尽管撒切尔政府接受生态资本主义方案，参与了国际气候公约，但他们将关闭煤矿作为对付煤矿工人罢工的政治手段。20世纪80年代，为了削弱英国工人运动，撒切尔政府宣布关闭20个煤矿和裁减21万名工人，由此引发了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尽管这与煤炭造成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毫无关系，但是，“保守党决心把英国能源工业从对煤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从而压制扎根于矿工工会的劳动力。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而关闭矿山，但却可以借口环境福利而被合法化”。这样，英国政府以摆脱煤炭依赖为名镇压了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采矿社区遭到严重破坏。这即是“1984—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加剧了英国煤矿的私有化，致使化石燃料开采和消耗持续增长，加剧了气候变暖趋势。在美国，由于“铁锈带”蓝领工人从事的汽车制造等行业高度依赖碳，执行《协定》会重创美国化石行业等传统产业，因此，为了获得这些蓝领工人的支持，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协定》。这样，美国的退出行为在获得工人社区支持的同时，维护了工业资本家的既得利益；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化石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支配，拖延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凡此种种表明，气候资本主义在社会治理方面是失效的，具有不可持续性。

总之，尽管气候资本主义发明了碳市场和碳技术等气候治理工具，但这些工具都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主义政策的具体体现，根本不可能成为气候治理的根本之策。当西方国家将气候治理与阶级斗争勾连的时候，进一步暴露出了其内在局限和阶级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