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发达国家的气候历史责任，是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和履约中遇到的一个“难题”。从其开端来看，全球人为温室气体大规模排放从西方工业化开始。因此，人们可以假设大气层的部分温室气体吸收能力已经被早期排放者消耗掉了。从排放持续的时间和“贡献”来看，从1850年到2002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倍多。从现实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通过转移排放降低了自身排放。例如，2012年，当化石燃料从挪威出口时，挪威石油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亿吨，是挪威境内排放量的11倍多。据此，西方国家不仅必须承担气候历史责任，而且应该承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但是，它们拒绝承担历史责任。其理由是：一是早期排放者对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一无所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无知的反对历史责任的论点。二是承担气候历史责任的主体不明确。如今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代价的机构并不总是像国家这样的实体，它们不可能对过去的大多数排放负有责任。这种拒绝承担气候历史责任的态度，就是鲜明的气候帝国主义的态度。2021年11月13日，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较为顺利地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但是，发达国家对适应、资金、技术支持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并未给予充分回应。因此，COP26的成果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