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碳中和目标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发生深刻转变。为探讨碳中和对经济系统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12月12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世界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共同召开“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途径”高级研讨会，发布《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来自学界、政府以及业界的近百位嘉宾共同研判碳中和时代下的新发展理论。

据了解，《报告》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李俊峰以及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院长卡梅伦·赫本（Cameron Hepburn）七人专家小组完成，谢春萍、Alex Clark、彭道菊参与撰写，从传统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危机出发，重新思考和定义发展的目的、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全球普适性问题。

《报告》认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福祉。需要重新审视基本的价值理论并重构经济学效用函数，超越狭隘的GDP目标，以反映“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反映对价值的最新理解，这就要求转变生产和消费系统，最终重塑整个经济体系。新的发展范式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将人类活动置于大自然的边界之内，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和互相作用，并认识到这四类资本本身也作为产出对人类福祉具有直接贡献，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发展模式的全球普适性。

《报告》分析了中国碳中和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优势，认为未来40年，中国必须对巨大的经济存量和增量进行绿色转型，并需实现协调和平衡，任务艰巨，但碳中和更为中国提供了巨大机遇，碳中和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增长，相反，可以在许多方面促进增长，尤其是在就业、效率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等重要领域。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有望从过去40年传统发展范式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成为新发展范式的并跑者和领跑者；未来40年，中国有潜力凭借明确的战略方向、强劲的储蓄投资、已有的科技能力等优势，引领全球转向绿色发展新范式，主导这一极具吸引力的可持续增长。

《报告》着重提出了碳中和转型政策制定的五大原则。一是从“范式转变”的高度和深度制定碳中和政策框架。以新发展理念和“范式转变”为核心，超越狭隘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视角，在更高、更广和更深刻的层面理解碳中和目标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制定与碳中和要求内在一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战略、路径、制度，以反映对成本、效益、价值和福利等概念的重新定义，探索新的商业模式，重塑整个经济体系、社会系统、城市和社区。

二是严格落实中央“1+N”政策体系，细化目标、政策到位、改革体制和建立新机制。（一）进一步明确碳排放总量目标及其减排路径，以及明确非化石能源发展总量目标。（二）在落实减排责任和任务时，进一步体现如何在发展和增长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三）在落实统筹原则时，进一步明确地区间的责任划分，并建立多目标下（如发展、增长和减排）地方政府减排的有效激励机制。（四）进一步体现短期和中长期的利益取舍。（五）进一步突出绿色技术和绿色市场在中长期碳中和过程中的作用。（六）进一步构建新型政企关系，新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制定“双轮驱动”原则的具体政策。

三是强化政府的指导规划作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一）把碳中和承诺转化为客观的量化标准和指标，加快建立财政和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和创新生态等支持系统。（二）在早期引导大规模的碳中和投资。将研发、采购、融资和新市场构建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置于新范式转型的核心位置。（三）推动形成广泛的碳中和社会共识。

四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一）利用强有力、可预测的碳定价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转变其行为模式。（二）建立并完善包括碳排放交易市场、碳金融衍生市场、碳税和碳抵消市场在内的多维碳价形成机制。以执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确立采取碳价形成的方式和组合。（三）政府通过提供目标、指导政策和多重激励机制，鼓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五是确保安全、协调和平衡的转型。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先立后破，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有序降碳。

基于碳中和转型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对中国的关键经济部门和系统提出了六项建议。第一是重塑中国能源格局，加强煤炭清洁利用，并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第二是推动交通运输低碳转型，通过结构调整促进交通运输方式低碳化，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设计和实施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第三是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制造企业提高无形生产要素在最终产品价值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转变商业模式，同时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第四是加快绿色城镇化，建设“绿色+智慧”城市和乡村。第五是重塑人与土地的关系，基于健康膳食标准定义并评估粮食需求和粮食安全问题。第六是促进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变，将可持续消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为了实现碳中和，《报告》进一步指出，应在核算体系、金融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碳中和的管理体制上构建全方位的支撑体系。首先，建立健全碳核算体系；其次，构建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体系；再次，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最后，加强碳中和转型的管理机制，建立协调平衡制度。

在建立零碳金融体系方面，《报告》强调要加快绿色金融向零碳金融全面跨越；构建领先的零碳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如扩大财政对零碳金融的支持规模，丰富支持工具，明确碳中和下财政和金融协调的长期路径，实行同碳中和目标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等；构建领先的监管和披露管理机制，突破性构建“新巴塞尔零碳资本管理原则”(BIS-ESG)的监管框架，探讨符合中国实践的零碳金融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绿色技术投融资创新体制，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以及构建复合性零碳金融市场生态。

除上述内容外，《报告》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具有引领地位和独特作用。一是能推动构建全球碳中和治理体系，二是推动构建国际零碳金融体系，三是通过全球合作推动全球碳中和转型，四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实现绿色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