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食系统在过去可能并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在去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 (COP27) 上，出现了不只一个，而是三个食品和农业相关的展馆，表明情况已经改变。农食系统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去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公约秘书处发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认为，农业系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农食系统作为人类影响环境的驱动力之一，其重要性逐步显现，需要加以研究。此外，农食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还关乎粮食安全和公共健康等多个议题。

在此背景下，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iGDP) 对中国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加强现有的绿色农业、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等政策，将助力中国有效减少其农食系统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与以往的经验类似，关键是要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找出排放源，并确定正确的干预方式。

农食系统指的不仅仅是耕作，而是包括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包装、运输、零售和食品消费等各个环节在内的整体系统，每个环节的活动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和降水变化可能会加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农食系统中的许多活动本身也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包括土地使用在内的农业部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到21%。而如果再加上食品加工、包装、运输、零售和消费等相关环节，整个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则高达三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农食系统对全球气候安全至关重要。

另有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目前所有的化石燃料排放都停止了，持续增长的农食系统排放也会阻碍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至2摄氏度的气候目标的实现。

此外，持续的社会和政策变化一直在重塑中国的农食系统，包括对动物源蛋白的消费增长、食品配送服务的兴起、冷链物流系统的广泛发展，以及《反食品浪费法》的通过。iGDP的分析显示，2019年中国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最大的排放源是农业生产——包括来自农业生产用能产生的二氧化碳、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农药和农膜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以及农作物种植和畜禽养殖产生的一氧化二氮和甲烷。其中一氧化二氮主要来自氮肥使用，甲烷主要来自水稻种植、畜禽的肠道发酵和粪污管理。研究表明，在没有进一步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农食系统未来排放还有可能继续增长。温室气体的增长主要来自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则可能在2030年后出现下降。

幸运的是，中国已经发布的多项措施将可以助力农食系统减排。首先，最新提交的《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中已经强调了许多农食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包括减少化肥使用、生态系统碳汇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另外，iGDP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实施的多项绿色低碳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能带来经济社会效益。例如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而采取的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推广绿色农业机械，以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改善了环境，降低了污染。类似的政策还包括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例如减塑，这些行动都将促进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据iGDP估计，通过强化以上现有的绿色低碳政策，到2050年，农食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减少60%。

除了农业生产阶段所带来的减排机会，农食系统下食品供应链环节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减排潜力。具体行动包括在食物运输中推广轻型货运的电动化，食物包装中使用可回收的包装材料，以及在食物消费端更好地利用厨余垃圾。当然，这些行动的实施和推广也需要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此外，农食系统产品终端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也对食品生产的规模和结构，以及食品的供应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推动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也很重要。

展望未来，为了充分实现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中国也许可以考虑为农食系统制定一个全面的碳中和战略。由于食品生产和消费活动涉及农业、交通、工业、废弃物处理等多个部门，制定一套覆盖整个农食系统的综合性气候变化战略，可以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更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此外，由于农食系统不同环节通常由不同的部门监管，因此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方案可以提供更全面、更互洽的温室气体减排方式，协调不同部门的减排行动，并推动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中国一直强调“生态文明”理念，中国领导层对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也做出了有力承诺，这些都意味着农食系统必将朝着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有了全面的战略，中国的农食系统不仅能够应对气候变化，还能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好维护公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