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交易网讯，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阶段性特征、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以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 都要求中国能源战略, 尤其是能源结构战略, 进行相应调整。以往中国的能源战略规划主要是从能源储备和能源生产, 即能源供给侧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能源结构战略亟待调整。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 要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建立优化模型, 得到反映节能和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进而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结果表明: 政府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 但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改变能源结构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 对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许多重要行业对煤炭和火电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 所以, 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 应该重视其他方面的节能减排努力。

       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近年来, 虽然对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有所增加, 但是煤炭消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依然过高。2007年, 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 煤炭消费所占比重高达69.46 % , 石油消费比重为20.12 % , 天然气消费比重为3.34 % , 核电所占比重仅为0.76%。 印度的能源结构同样以煤炭为主, 但煤炭消费所占比重较中国低, 为51.43%, 美国和日本的比例都还不到25% 。

       在能源结构上, 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极为有限。提高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作为支撑, 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政府对能源的价格管制就很说明问题, 尽管价格管制产生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廉价能源, 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 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相对来讲最便宜, 但是,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发电为例, 单位发电燃烧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1.3倍。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能源结构战略, 除了要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外, 还将受到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约束。荷兰环境评估局(Net 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Agency) 二氧化碳排放评估报告表明: 2007年,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67.2亿吨,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4.3 %, 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仅是总量大, 增量也很大。2007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2000年的两倍, 占同期世界排放增量的64%。 尽管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短期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能源需求与排放将继续增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国的国际压力将日益增大。即使中国不对外承诺减排, 也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中国的能源消费将受到二氧化碳排放约束。

       尽管世界各国对控制全球排放总量进行了多轮对话, 但目前的国际减排合作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各国的排放权利与减排责任无法达成共识, 为解决谁来减排和减排多少而相互指责, 争论不休。从技术的可行性看, 除了发展清洁能源, “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Carbon Capt ure and Storage , 简称CCS) 是目前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 但是, 目前的“碳捕获”技术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成本高昂; 耗能量大; 储存空间大。高昂的成本, 即使发达国家可以承受, 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容忍。除了技术本身风险高、成本大, “碳捕获”还将加速能源短缺, 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和成本。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就是因为煤炭价格便宜。因此, 除非有实质性的技术突破, 降低“碳捕获”成本, 否则, “碳捕获”就不具备可行性。而且, 需要指出的是, 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重点应当是在经济发展中减少能耗, 而不是耗能之后再去解决减排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对待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批准加入了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多个国际公约。2007年, 正式公布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报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据易碳家了解到，中国经济正处于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为特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进程中, 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2009 年9 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 中国政府提出, 争取到2020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即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 比2005 年有显著下降。相对于能源强度而言, 碳排放强度也受能源效率影响,但主要受能源结构的影响, 因此, 是一个能源质量, 即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问题。与能源强度一样, 碳排放强度还受宏观因素的影响, 包括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和环境政策, 等等。从能源强度到碳排放强度的目标约束变化, 体现了中国能源政策将面临一个战略性转变, 即从“十一五”时期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 转变为将气候变化因素作为约束目标, 引入能源结构战略规划。

       任何积极的能源和环境政策都将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但是, 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讲, 如果清洁煤技术不能大规模商业化推广, 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关键, 就是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 强调的是在一定的经济生产总量基础上, 减少能源使用总量。但是, 能源强度的降低, 并不必然意味着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原因在于, 各种能源资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尽相同,即使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但如果更多、更集中地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 如煤炭, 带来的依旧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的增加, 而非降低。中国政府提出, “如果能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节能20 % , 就相当于实现15 亿吨二氧化碳减排”, 也是相对于某个假定能源结构而言的, 如果该假定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增加了, 随着其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增加, 其所带来的能源强度降低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就会大打折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