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0年的坎昆，到2011年的德班，到2012年的多哈，再到2013年的华沙，全球为搭建一个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机制，展开了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谈判。至今，仍未达到终点。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步伐却并未因人类的行动迟缓而改变。

       诚然，道德无法解决气候问题。气候问题的解决却首先依赖于每一位地球居民拥有一份“公德心”。接下来如何破题？我们需要理性、科学且负责任的声音。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有很多亮点，近期媒体上有铺天盖地的分析，但是诸多言论似乎都忽视了一个气候变化论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资金问题。具体而言，西方的哪些国家和企业将提供资金以及提供多少资金来资助很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所在的发展中国家的低碳革命。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而发达国家在其从工业革命的两百多年来，占据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因此，在2007年召开的巴厘岛气候大会确定的“巴厘岛路线图”明确提出发达国家要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资金支持。由此，资金问题成为历次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的焦点。

       根据之前气候大会协议，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于2010年至2012年期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值为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并于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

        而刚结束的气候峰会的“主席总结暨成果文件”称，峰会成果是“公共和私营部门明确了气候融资途径”。

       据易碳家了解到，时至近日，第一笔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的承诺期早已过去，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一分钱的“真金白银”入账。发达国家借口经济危机，拒绝给出提供资金的时间表。反而发达国家还声称已经通过所谓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气候融资途径”，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类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形式，完成了义务。

       如果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实质上已经形同虚设。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呢？

       《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运用市场机制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模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直白地说，就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卖钱的方式，让企业获取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

       既然我们不能从发达国家获得减排的支持资金，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创造资金。因此，构建中国自己的碳市场迫在眉睫。

       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十八大着重提到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要“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行碳交易制度”。今年，国家发改委已经提出在2011年底开始的七个省市的碳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机制。

        时不我待，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重心应当从纷繁复杂却了无成效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转移到加快构建中国自己的碳市场，进而为我国企业减排提供资金支持，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通过发展我国碳市场真正获取“全球性”的减排资金支持，应该着力做好三个步骤。

       首先，国际碳市场的定价权在欧盟手中，以欧元标价，健全我国碳市场的碳价形成机制，进而建立一套以人民币标价的碳市场定价标准。其次，国际碳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而我国碳市场的规模仅3.38亿人民币，我们需要在试点基础上，扩大碳市场规模，进而建立与我国第一大碳排放国地位相适应的碳市场。再次，在掌握定价权、获取规模优势之后，我国的碳市场要与国际碳市场连接，这样我们便可以把“碳”“出口”到发达国家，用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谈判的“嘴上功夫”来赢取他们的资金支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