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大环境中，所有企业、政府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必须走向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脱碳，还包含着健康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生态发展等多个层面的要求。同时，数字化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工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
碳排放，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并维护社会正义。
财联社就相关
问题在2023年夏季达沃斯论现场专访了世界资源研究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博士。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成立于1982年，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是一家独立的全球性环境与发展智库和行库，集中应对七大挑战包括：气候、能源、食品、森林、海洋、城市和水资源，致力于推动人、自然、气候和谐发展。
全球化变成链条化以后，新的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财联社：这次参加天津夏季达沃斯
论坛，你主要关注哪方面的议题？有什么感受？
方莉：论坛邀请的很多外宾都是疫情后第一次来中国，我觉得这是中国重新打开大门，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机会。
我这次分别参加和主持了两个闭门会，一个是软性商品供应链，就是大宗农产品供应链，这个是和生物多样性和毁林相关的。另外一个主持的是工业制成品供应链，和数字化和低碳相关。这两个供应链在国际场合，其实它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宗农产品供应链毁林了，中国是最大的买家，那么消费者要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供应链，中国为全球提供了商品，但是排放都在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要负责任。所以这两个供应链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生产者要负责任，一个消费者要负责任，都是中国要负责任。怎么构建全球的可持续供应链，到底谁该负什么责任，谁该享受什么样的收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国际治理机制。所以近些年WRI一直在关注供应链这件事情，特别是全球化变成链条化以后，新的治理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财联社：刚才提到供应链的问题，你觉得中国的产业转型对国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供应链的地位有什么影响？
方莉：中国供应链的地位，总理在讲话也说了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原来有个数据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可以说中国在供应链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说是链主地位，也是可以发挥主导地位的。从全球的经验上来看，供应链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尤其是链主。
我曾经去过
江苏省某市，当时我们国家刚宣布双碳目标，那个市的市政府在积极探讨2030年
碳中和可能性，我以为我听错了。其实因为那个市有大部分企业都是苹果的供应商，而苹果公司是参加了由WRI等机构发起的SBTi（科学碳目标倡议），它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而且不仅是它自身的生产，也不仅包括它的能源供应，还要包括它的供应链。你看，一个链主企业都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拉动整个供应链的转型，甚至到某个城市、某个国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其实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上游下游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表明，平均而言，70%的排放是来自供应链的，并不是企业本身，所以一定是链条上一起合作。
此外，现在有一个国际趋势，是把法律制度延伸到供应链的管理，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不光是我自己的生产，你进口到我这的我要管，而且你进口到我这的商品的
碳足迹的测算，也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碳足迹，还包括你供应链的。
在未来的供应链新治理体系中，低碳的
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能够为产业带来新的系统性竞争力，中国有机会将可再生能源行业优势转化成全产业低碳优势。具有全球贸易影响力的中国，应该可以在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软性商品供应链和工业制成品供应链。
财联社：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出口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看待对企业转型的影响?
方莉：其实中国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目前它只对6种产品有碳边境调节税，其实影响还不是太大，因为比如
钢铁，我们生产的钢铁多数都是自己用了，但是未来它会不会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产品呢？另外还有其他的制度，比如说欧盟的转型制度，针对产品碳足迹的，如果你的碳足迹是低的，在欧盟市场上就是有竞争力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转型发展，其实不光是我们内生的动力要形成，外部的约束力量已经开始来了。我们也去了一些中国的沿海省份，这些省份他们都在积极的测算他们产品里的碳足迹，准备应对这些即将到来的对低碳产品的要求和需求，所以可以看到慢慢的这种低碳已经成为新的竞争力的标志。
从积极的角度去迎接全球供应链管理时代到来，积极开展合作和对话，共同制定未来的供应链安全、气候和生态等标准，发挥中国作用。
针对国内转型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再扩展到未来40年。我们看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是建立起一个正向循环机制，地方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税收提高，GDP增长和政府政绩挂钩，所以它一直是正向循环的。我们在未来40年要实现碳中和，怎么建立这样一个正向的机制？减碳能够增加收益，形成新的竞争力，越低碳，全球竞争力越强，经济发展越好，生活也越好，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形成这一套
政策体系。把减碳这件事原来是一个无形的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
技术和政策其实是一对相互促进的作用力，中国可以进一步提高市场化制度的供给，促进技术发展和应用
财联社：提到转型不可避免的要提数字化，你怎么看待数字化和绿色低碳的结合？
方莉：围绕这个议题有很多讨论，我所关注的是，我们所提到的无论是供应链，还是降碳，最后的管理方法或者治理方法都离不开数字化，比如要报告整个碳足迹，如果没有数字化的追踪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要追踪农产品的足迹，它是从哪一块土地来的，通过贸易和生产，成为哪些产品，如果没有数字化技术是不可能的。
技术和政策其实是一对相互促进的作用力。如果出台某个政策的时候，技术没有达到，没有办法实施政策，或者是政策实施成本很高，这个政策就实现不了。为什么现在供应链管理、低碳治理、碳足迹这种政策可以实施，是因为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所以这个技术对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都是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政策其实对技术发展也是有作用力的，不光是数字技术，如果没有政策的要求，像过去假如没有对污水处理的要求，那就没有污染治理这个市场，就没有人开发这些技术，或者是开发的技术得不到使用。目前而言，中国可以提高低碳的市场化的制度供给，促进现有成熟技术市场应用和新技术的研发。
财联社：企业怎么制定自己的转型计划，然后怎么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
方莉：我们国家也在讲科学制定减碳的目标，不能一刀切，也不能齐步走。世界资源研究所就是给这些口号和目标提供工具，WRI和其他机构倡导发起了科学的碳目标倡议（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用于解决企业怎么能够科学合理的设定这些目标的问题。简单来讲，它会分析这个行业平均的排放是多少，要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根据企业在行业产量占比和技术水平，确定企业应该是比同行业减的更多，还是可以曲线稍微平滑一点，最终实现碳中和。它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的发展阶段制定并检查目标。
那企业怎么获得对转型的金融支持？其实转型金融和绿色金融的根本区别在于，绿色金融就是企业要上一个新项目是绿色的，我给你更好的金融条件来支持你。转型金融往往是存量的怎么减少排放，这些企业往往都是金融机构的老客户。所以有可能也有还没还的贷款，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资产也在里面，所以金融机构和这些转型企业应该是绑在一起，一起转型的。我觉得在制定转型金融标准的时候，要提供一个科学的转型测定的
方法学。绿色金融标准是金融机构投资的时候标准就是已定的，但是转型金融的标准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标准，五年、十年要达到什么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间也要有一些回顾监测等。所以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科学的参照系。
另外，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合作，我们国家很快也要出台转型金融的标准，按照标准，金融机构应该是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从哪里出，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讨论的，这就是我们
山东项目要做的。
财联社：企业转型肯定要涉及到信息披露，怎么看待中国建立统一的ESG标准，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建议？
方莉：ESG标准最近动向是非常显著的，国际可持续性准则理事会(ISSB)刚发布了S1、S2标准，把气候变化风险等非财务信息披露也加到对投资者披露信息的要求中，开启了全球资本市场与可持续性相关披露的新时代。可以看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投资行业，都是要把产生外部性的东西试图纳到经济体系内部来。如果现在还没有形成市场，那就要先形成披露制度，慢慢的形成市场导向，让消费者投资者都知道非财务的表现是怎样的，引起全社会都关注,逐渐形成一个新机制。
内部而言，如果我们国家每个部门都制定一套自己的ESG标准，要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运行成本就会高，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让企业和投资者都比较明晰，政府机构各部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合作而言，目前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合作的时机，其实国际上也是非常期待中国能够参与到国际规则和制度的讨论中，ISSB办公室也落户中国。中国也面临许多机会，比如，现行国际标准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比较薄弱，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主席国，可以发挥作用；再比如WRI从98年开始做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和方法学（GHG Protocol）。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正在启动对这一套体系的更新。其中有一些中国非常具有领先或者是主导权的行业，比如电池、太阳能板、风能这些行业在过去都是没有系统性的全球标准，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有机会在国际标准更新和新制定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